1969年张治中住院，病重时联系中央：让我的女婿来看看我，好吗？

1946年仲夏，南京下关车站的汽笛声盖过蝉鸣。站台上，张治中拍拍年轻副官周嘉彬的肩膀，把一封亲笔信塞进他口袋，叮嘱他去德国深造。那一幕在旁观者眼里只是师长送行，可张治中心里早已把这个湖南青年视作己出。岁月流转，正是这层感情，让二十三年后的病榻探视变得格外刻骨。

抗日烽火中的张治中被誉为“和平将军”，转战太行、苏北，谈判、和战都得以施展。他的身体却在漫长奔波里透支。1956年第一次胸闷发作时，他才五十九岁；到1969年春，心肺功能已明显衰退。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扩张型心肌病”“复发性哮喘”，医护轮班，氧气瓶常年不离床头。

医生建议静养，可张治中仍要处理两件事——手边机要文件与家中亲眷。资料包括重庆谈判期间的往返电报、庐山会议纪要摘录、对日受降谈判手稿，分量沉重。他嘱咐夫人洪希厚回府，将档案按年份装盒，交周恩来总理保管。洪希厚记下要点，握着丈夫手低声应允。

文件有了归处，牵挂只剩女儿张素我。这个留学英国的姑娘曾因父命回国做国际宣传工作，后嫁给周嘉彬。夫妻感情笃厚，可二人聚少离多。1949年春，解放战役关头，周嘉彬随部队撤往台湾，与大陆阻隔。二十年来，只靠几封审阅过的家书维系。

1969年5月，张治中估摸自己的日子进入倒计时。他告诉医护：“请帮我联络中央同志，我想见嘉彬。”口气温和，却带着不容拖延的坚决。中央相关部门权衡风险、政治影响、时间差，一致同意：“可以安排，不耽误治疗。”

同月中旬，一张加急通行证用电报方式发往台北。通行证上备注：探望病危岳父，期限十五日。周嘉彬接电时愣住，好半晌才回过神来。那一年，他五十四岁，曾是学生时代自诩“硬骨头”的青年，如今鬓角已有白霜。

海峡航线并不直通，必须先走香港。抵港后，他换乘英文航班飞广州，再经铁路北上。一路辗转，两只行李，一件是西装礼帽，一件是岳父最爱的安溪铁观音。抵京傍晚，迎接他的是总参一位老秘书。车没进正门，就近停在协和东楼。秘书提醒：“抓紧，老首长这两天情况不稳。”

病房灯光昏黄，张治中瘦得脱相，却依旧神情坚毅。他见女婿进门，努力抬臂。周嘉彬快步上床边，双膝微屈。张治中用微弱声音说道：“娃子，好好干。”周嘉彬握紧那只满是青筋的手：“师长放心。”短短两句，包含二十多年未说完的千言。

探视时间严格限制十分钟。张治中先询问女儿近况，又关心台湾局势。他不说大道理，只一句提醒：“多看形势，别走歪路。”随后停顿片刻，从枕边拿出一本破旧笔记本——这是1937年至1945年间的日记节选。他交给周嘉彬，轻声交代：“留给素我，留给后人。”

十分钟过去，护士长示意结束。周嘉彬泪水涌出，硬是向后退一步才没失态。门外走廊里，他踉跄靠墙，回忆与岳父共事的片段——庐山作战会议常常开到凌晨，张治中让参谋轮流休息，唯独自己一刻不停；昆仑关战役前，张治中特意给士兵写慰问信，亲自押韵；1940年，他主持周嘉彬与张素我婚礼，忙到深夜，仍仔细检查誓词错别字。往事细节，如同抽丝，道不尽恩情。

当年驻德国学习，周嘉彬主修警务战略，兼听装甲兵课程。张治中要他“学人之长”，回国后却赶上战火紊乱。抗战局势胶着，他随部队防守淞沪、平津，立功授勋。可到内战阶段，他因派系牵扯走向对立面。1949年徐蚌会战惨败，很多旧部流散。张治中迅速来电劝他：“切莫钻牛角，凡事向人民讲清利害。”这封电报成为周嘉彬决定投诚的转折，历史文件里仍存原文。

1969年6月1日凌晨，张治中心脏衰竭加剧。医院紧急抢救，未及天亮，人已离开。他终年七十二岁。依照家属意愿，讣告只写“爱国将领、政协委员张治中因病逝世”，未提私事。洪希厚将遗物分装三箱：文件、信札、生活器具。女儿远在外地，赶回已是第三天。她听母亲复述“让嘉彬来”的请求，泪湿衣襟，久久无语。

北京郊区的八宝山，告别仪式低调进行。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到场。周总理向家属致意后，特地与周嘉彬短谈。他拍着对方背部，说道：“张将军心愿已了，你也要珍惜机会。”语调和缓，却意味深长。

办完丧事，周嘉彬返回台湾，不到一年便主动申请前往香港定居，再转入大陆。他最终选择在广州从事对外联络工作，直至1980年代退休。张素我则投身新闻翻译，母亲洪希厚安享晚年。岳父留下的那本日记，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档案室，编号Z-23-004。

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晚年与家属的通信并未公开，原因在于多含时局评述与统一设想，涉及保密范围。直到1990年代，才有部分片段在《张治中年谱》中披露。学者普遍认为，1969年的那次探视，对缓和个别历史人物的顾虑具有象征意义。角色或许不算显赫，但折射出国家对待旧部、亲属的一贯政策——讲情讲理、重在感化。

历史研究中，张治中常被定位为“联系旧军人与新政权的纽带”，某种意义上，这份纽带在家族层面同样存在。周嘉彬的轨迹，从石牌军校到德意志，再到台北与广州，经历了一个军人认知的转折。他能在政治动荡后回归，是基于岳父多年的引导与信任。换言之，没有1969年的那场病榻重逢，未必就有后来的平顺落脚。

张治中逝世后，北京协和医院保留了那张病床号牌。多年后，医学部整理院史，将其作为特殊文物收存。工作人员在整理记录时发现，张治中的最后一句医嘱并非关于药物，而是要求护士把病房电话留通：“若台北来电，随时接入”。字迹潦草，却仍能辨认。这点细节，恰能说明他临终关怀不只是自身命数，而是家国与亲情的交织。

1969年的小小请求，看似家庭团聚，实则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冰释与包容。往后几十年，两岸仍有风云，可病床前那双紧握的手，证明了信念可以跨越隔膜——只要有人愿意伸出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