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毛主席开会偶遇曾碧漪，闲聊中问道：杀害古柏的凶手抓到没

1956年4月的一天下午，北京阴云密布，人民大会堂西北角的休息室里却热闹得很。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刚刚散会，参会代表三三两两离场，一位身着灰色粗呢外套的客家妇女站在窗前整理资料。正当她收拾文件时，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毛主席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了进来。他略一侧目，笑着招呼：“是碧漪同志吗？好久不见！”

半分钟的寒暄之后，谈话迅速从会议内容跳到了个人近况。曾碧漪告诉主席，她在瑞金地方政府帮助下，于1954年找回了与丈夫失散多年的独子古忆民。听到“孩子找到了”五个字，主席的眉峰瞬间舒展开来。然而，下一句却让屋里气氛沉了下来：“主席，当年害我家古柏的那些人，到底落网没有？”

毛主席沉思片刻，反倒反问一句：“古柏同志牺牲的具体经过，你掌握得详细吗？凶手真的一个也没抓到？”曾碧漪低头摇头。主席脸上的和气褪去，只留下一层沉重的悲悯。他随即示意秘书记录：“转公安部，尽快把这桩旧案查个水落石出。”

古柏的名字，在闽赣边区老人中仍像一把火。1906年，江西寻乌一个贫寒客家家庭迎来了这个男孩。十六岁那年，他在梅城掀起学生罢课潮；十九岁，他已是全梅学生会主席；同年暮冬，正式宣誓入党。1929年，红四军挺进寻乌，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他，对身边人说：“这小伙子懂得基层，日后必成栋梁。”事实也确实如此。不到一年，古柏已坐在前委秘书长的位置，日夜整理红军机密文件。

时间推到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古柏主动请缨，留在赣南、闽西、粤北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当赣州以南的山林里只剩下二三十支破旧步枪时，他依旧要求队员把子弹分一半给新加入的农民：“能多留一个人，就多一线火种。”

1935年初春，大雾笼罩赣粤交界的岭阳山脉。古柏听闻龙川县上坪镇附近还活跃着“五兴龙游击队”，决定亲自过去联络，打算聚兵再起。谨慎起见，他化名“柏花”，只带几名骨干潜入鸳鸯坑。山谷僻静，纸厂荒芜，看似安全，却暗流涌动。纸厂临时工王应湖对红军并无感情，盯着政府的悬赏许久。一天深夜，王应湖挑纸下山，将古柏等人的行踪卖给了乡公所所长王敬卿。

3月6日拂晓，枪声撕破山谷。警卫队两路包抄，子弹击碎竹棚。古柏沉着组织突围，他把仅剩的七八名战士推向后山，自己端枪在转折处阻击。数十分钟拉锯后，弹匣空了，他胸口中弹倒地。最后回身抢救的战士想背他继续撤离，却发现古柏已无呼吸，只得含泪解下他的佩枪继续突围。

多年以后，几名幸存游击队员回忆：如果不是王应湖告密，警卫队根本摸不到鸳鸯坑。也正因为古柏身份严格保密，敌人根本不知道击毙的是红军高级将领，草草把遗体拖到山脚，收了武器便扬长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古柏的牺牲仍旧是一本缺页的档案。毛主席那句“查清”成了公安部的军令状。副部长周兴亲自压案，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调卷走访。1957年春，调查组终于理清关键链条：王应湖通风报信，乡公所王敬卿策划，警卫队小队长黄居成、黄卓组织火力，地主王福均提供情报背景。所有人都已有人证物证。

司法程序随即启动。龙川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黄卓与黄居成被判极刑并立即执行；王敬卿死刑缓期两年；地主王福均、告密者王应湖分别获死刑与无期徒刑。公判那天，县城上空一片阴霾，围观群众默默散去。

案件尘埃落定，曾碧漪才算把压在心头二十年的石头轻轻放下。她带着儿子在1957年冬天第一次踏入鸳鸯坑，山风依旧，纸厂只剩残垣。母子俩在枯草间点燃三炷香，灰烬随风飘散。

1984年7月4日，寻乌镇山公园竖起一块青灰色花岗岩碑，正面五个大字——“古柏烈士纪念碑”。落款是邓小平手书。碑后，刻着简短铭文： “英俊奋发，为国捐躯，精神不朽。”

往事并未随岁月湮没。当年红军行走的山径今日已变柏油公路，岭阳深处依然有人提起那个化名“柏花”的青年。每当夜色降临，山风吹拂竹林，村民说，似乎还能听到远处零星的铜壳弹坠地的脆响，那是1935年春天留下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