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文史研究馆成立，周恩来聘用伯父为馆员：你曾有过两件德政

1915年12月，津城的北风直往领口里钻。袁世凯的府邸灯火通明，一名银须官员递上一封奏札，信中恳切劝阻称帝。这封奏札的主人，正是日后与新中国结缘的周嵩尧。三十六年后，他会以“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名义走进北海公园静心斋，身份却成了周恩来的伯父。两条看似远隔的时间线，最终在1951年交汇。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政府机构百废待兴。周恩来既是总理，又承担起大量组织筹建工作。文史研究馆的设想，源自毛泽东与符定一在石家庄的一席谈：那些学问大、声望高、又生活拮据的老先生，得有个能安心著述的去处。符定一被请来主持，柳亚子、章士钊、齐白石等人陆续进入候选名单。就在名单定稿前，周恩来提出再加一位——周嵩尧。

此事在西花厅的灯下谈妥。那天夜里，周恩来对秘书何谦交代：“记得请六伯父来京，档次不要低，他年纪大了。”从扬州到北京，老人颠簸千里，登陆月台时已是冬末。行政人员将他安排在远东饭店，随后又转至惠中饭店，住处宽敞整洁，比许多机关干部的宿舍都好。有人私下嘀咕：“总理是不是开了特例？”话没传多久，就被周恩来一句“照章办事，勿生枝节”止住。

要说周嵩尧究竟凭什么入选，还得翻回清末。1873年，江苏淮安驸马巷一个夏夜，周家六子呱呱坠地。24岁高中举人，他入漕运总督衙门做文案；32岁，在仁寿殿面见慈禧、光绪，通过面试成为邮传部郎中。民国肇立，他又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署秘书长，手握兵饷调度。经历多了，眼界也阔。1915年劝谏袁世凯不得为帝，遭弃用后回淮安潜心诗书。1920年代移居扬州，与凌鸿寿组织“冶春后社”，吟诗填词、鉴赏古籍，日子过得颇有雅趣。抗战爆发，他拒为日伪出山，甚至举家迁到乡下。日伪官员曾威逼利诱，老人只冷冷回了句：“寸笔不为逆贼驱使。”对方碰了灰，自讨没趣。

周恩来看中的，正是伯父身上那两件“德政”——一是劝阻袁世凯称帝，二是平息江浙兵端。后者发生在1918年，江苏督军李纯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因边境驻军对峙，剑拔弩张。李纯谋士齐燮元火上浇油，妄想借机夺位。周嵩尧苦劝李纯“多一日静观，多十万生灵”，并私下致函卢永祥幕僚，双方先撤兵再议。局势很快降温，南北漕运得以畅通。对老百姓而言，能少遭一场枪炮，便是大恩大德。周恩来后来回忆：“没有那封信，苏浙闹起来，整条京沪线都要停。”

1951年7月29日，北海公园内绿柳垂岸，静心斋里却是庄重气氛。符定一宣读国务院任命，周嵩尧与章士钊、柳亚子等44人同列首批馆员。许多人此生第一次领“共和国薪金”，心情复杂。新人名册呈到总理案头，圈点处用了红蓝两色：红色表示学问渊博，蓝色代表品行可靠。周嵩尧的名字，两色并用。

馆员工作说繁琐也繁琐，说清闲也清闲。资料校订、史实考据、笔谈座谈，日程排得松弛却不混日子。周嵩尧最拿手的是书法，他自告奋勇抄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硬笔荒的年代，这份手稿成了内部教育读本。齐白石看过后感叹：“六老的隶书有古意。”柳亚子甚至拿他的抄本去比对清代碑帖，评价惊人：“不轻佻，不板滞，似大江东去。”

老人不只在馆里留下墨宝，还在《光明日报》多次撰文。1951年国庆前夕，44位馆员联名发表庆贺文章，周嵩尧又单独署名写了《庆祝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行文直白，却不失风骨：“昔日山河破碎，今兹赤帜高悬。”字里行间，看得出对新政权的认同，也看得出那一代士人的报国情怀。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并未因此放松对亲属的要求。西花厅饭局上，他经常半开玩笑提醒：“六伯父是馆员，不是‘总理的伯父’。”一次扬剧进京，工作人员主动为老人预留前排座位，周恩来摇头：“按票入场，何必特殊。”然而剧目正式开演那晚，西花厅还是送来两张普通票——位置虽普通，情分却尽在不言中。

1952年8月，周嵩尧八十寿辰。周恩来依照淮安老乡的规矩，置办红烧狮子头与清蒸刀鱼，一家人围坐，谈古今、忆乡音。席间，周恩寿举盏祝寿，周恩来笑道：“六伯父有两件德政，今日又添一件——长寿。”老人在席上回他一句：“国家好，寿自长。”短短九字，桌旁众人默然。

1953年9月2日清晨，秋意渐重。周嵩尧因老年性气管炎医治无效，于北京安然离世。遗体停放在嘉兴寺，周恩来暂停全部会务赶赴灵堂。入殓时，他轻抚棺盖，声音克制：“六伯父，一路走好。”这是总理二十六年政务生涯中，唯一一次公开为亲属主持仪式。

周嵩尧的一生，身份在帝制、民国与人民共和国间转换；他握过大清命官的官印，给袁世凯写过密札，也给人民政府誊写文件。多舛世事里，他做成两件快事：劝退一场黄袍梦，平息一场军阀战。1951年那纸馆员委任状，既是褒奖也是注脚，昭示着旧派士子与新政权的握手言欢——历史并不总是剑拔弩张，有时只需一次不趋炎附势的选择，一段挺身劝阻的坚持，便足以留下一行干净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