恵浴宇撰文怀念战友陶勇：你若能回人间稍待，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

1949年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观礼台上，时任苏南地委书记的惠浴宇抬头望国旗，脑海里闪过一个身影——陶勇。这位杭嘉湖平原出身的猛将，本该站在长安街，然而此刻却仍在华东野战军阵地上奔忙。新中国诞生那天，两个好友第一次有了“人间天各一方”的实感。

要说二人结缘，还得追到1937年冬。惠浴宇从南京龙潭监狱被营救出来，经延安抗大短训，再赴苏北。坐卡车穿过黄泛区时，他抱着仅有的两条“大前门”香烟，一路颠簸到涟水。车灯晃过稻梗，本来疲惫不堪的他突然听到有人喊：“同志，借根烟！”声音粗哑、有股子江南腔，那人正是时任教导总队连副的陶勇。就这一支烟，打开了交往的门缝。

1939年9月，水溪镇军事会议，新四军正筹划北上。台下席地而坐的基层指挥员大多衣衫褴褛，木箱当桌。惠浴宇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做工作汇报，紧张得拇指直抖。发言一结束，他捏着半截烟想散会躲清静，却被陶勇挤到角落，“兄弟，别怕场面大，仗比会更吓人。”轻描淡写一句揶揄，尴尬顿消。

黄桥决战前夜，江北指挥部灯火忽明忽暗。三纵承担主阵地，七团系惠浴宇直管。敌情急转，韩德勤部已逼近司令部侧翼。陶勇提刀进帐，一口气说完部署，最后甩下一句：“七团调个营，我带出去顶。”惠浴宇咬牙不允。短短几秒，两人低声对峙，“让我去！”“少废话！”——这段极简对话，后来被警卫记录在作战日志中。宵色里枪声骤起，陶勇领队突围，惠浴宇返身稳住正面。天亮时，黄桥硝烟散尽，三纵阵地还在。苏北秋风吹过稻浪，战士们把缴获的“汉阳造”码成小山，两位主角却累得靠在同一棵枫树下半天没说话。

岁月不总是炮火。1941年秋，海安县城外的田埂成了临时“擂台”。原因并不复杂：部队缺粮，地方缺布，谁都急。陶勇带人要仓库，惠浴宇、王治平扣着印章。三人你一句我一句，最终动了手。围观的老乡回忆，那天稻田像锅粥，三条大汉滚得稀里哗啦。“陶司令打县长”，消息飘到陈毅耳边。陈毅赶到三纵部，先骂陶勇“疯子”，又批惠浴宇“固执”。可当他发现三人已围桌喝米酒，愣是笑着甩手：“酒醉事小，合作事大。”

北撤那年，1946年3月，陶勇把三十六挺捷克轻机枪、近千支步枪清点后留给地方武装。当时的华东局后勤记录上有注：“陶勇交出私库武器若干，未索补偿。”行内人都明白，这份慷慨在弹药紧缺的岁月里有多难得。

1966年春，惠浴宇确诊胃癌。陶勇正在海军机关，闻讯立刻托人将他接往武昌军区医院并自掏腰包买蜂蜜与柑橘。彼时政治风暴已现端倪，军队干部拉地方同志住院并非易事。为了避众目，陶勇专门换了一辆旧吉普，自嘲“老马拉破车，查不出谁在里面”。

然而，风险终于临到。1967年1月21日凌晨，海军机关院内灯火骤灭。几小时后，“陶勇牺牲”的噩耗像冷浪席卷南京、上海干部圈。惠浴宇得知真相，是三天后。那天他用毛毯蒙头，坐在客房床尾，足足沉默了半宿。护士悄悄说，地上烟灰堆成了小丘。

血与火的记忆无法随着时代尘封。1984年3月，已退居二线的惠浴宇在南京梅园新村小楼提笔。他把桌案清得空空，只留下那张黄桥战役后与陶勇合影。稿纸上，第一行写：“老陶，夜深风大，你听见了吗？”然后笔速忽然加快，往昔如闸门决口。四千余字，一气呵成。末尾那句“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既是承诺，也是自罚。翌日晨光透窗，稿件寄往北京，署名“老惠”。

人民日报4月初版面刊发此文，当天就有老兵跑到邮局买报，自言“看一眼老陶”。编辑室电话被祝酒声塞满，最远一通来自海南琼山：“兄弟还活着，替咱敬他三杯！”

时间继续向前，但黄桥的号角、水溪的泥田、以及那支借来的香烟，都牢牢折叠在一张薄薄报纸里。好友相逢一支烟，生死别过一篇文，二十年酒戒，就此无处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