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高君宇，如果他未英年早逝，成就不可限量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拂晓，北京陶然亭薄雾未散，挽幛垂落。二十九岁的高君宇刚刚下葬，送行的人群里既有身着长衫的北大学子，也有胸佩红绸的青年团员。有人轻声感叹：“他若再活几年，该有多好。”这一句惋惜，道尽了同辈对他的期许，也为后人留下无尽遐想。

高君宇的出身并不起眼。山西娄烦的小山村，寒风刮得厉，父亲以教书糊口。可这位出生于一八九六年的少年，偏爱翻阅《天演论》《新青年》，嘴里常挂“改造中国”四个字。十六岁考入山西省立一中时，他已能写出“愿为自由鼓吹手”的旧体诗，老师笑称他“书生意气，已半跨门槛”。

二十岁那年进入北京大学，他遇见改变一生的引路人李大钊。图书馆楼梯拐角，李大钊对他说：“青年人，不问出身，只问担当。”这句不长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青年的热血。此后，图书馆地下室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成为他每日必读的“教材”，而对社会黑暗的观察，则让他更坚定了投入革命的决心。

一九一九年春，京城风起云涌。面对列强“外交胜利”的傲慢，高君宇带着北大、工商、法政等校学生冲向赵家楼。他没有象牙塔里学生的犹豫，举着木棍，喊出“示威也要讲策略”的口号。章宗祥被痛击的那一刻，五四成为全民觉醒的火种，而高君宇也因此走入更公开、更激烈的斗争舞台。

紧接着的两年里，他参加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首批成员。彼时中共尚在孕育期，组织架构简陋，筹款、翻译、联络全靠几张书桌、几盏昏灯。高君宇却甘之如饴，白天演讲，夜里誊写宣言，每每通宵。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革命的时刻不等人，谁也不能站在岸上看潮起潮落。”

青年团的成立，是他挥洒才情的又一舞台。一九二○年秋，他被推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旋即奔赴太原，发动进步学生组团。山西本是疆绅林立之地，保守势力盘根错节，但高君宇深知“乡音最能打动人”，回到三晋大地，他一口带着土语的普通话，竟比任何翻译文本都熨帖人心。多年后，徐向前回忆在省立国民师范听他演讲，“像炸雷，把我们从迷雾里劈醒”。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年仅二十六岁。当时许多与会者都比他年长十余岁，却不约而同佩服这位山西青年的理论功底与组织手腕。会后不久，国共合作启动，他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被孙中山任命为秘书。这段特殊经历让他见识了更广阔的政坛，也练就了和各派人物斡旋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在政坛纵横，却不忘撮合好友的姻缘。周恩来曾托他转交写给邓颖超的信件，高君宇笑道：“革命路上多一双并肩战靴，总比一个人走来得稳。”这一封代递的情书，后来换来一段佳话。邓颖超多年后提起此事，仍说“君宇是最懂浪漫的同志”。

至于他自己的感情，观照当时的社会风气更显难得。他与“民国才女”石评梅在同乡会结缘，一个写新诗，一个讲马克思，文学与革命奇妙交织。两人常在护城河畔讨论“如何将诗意带入斗争”，却没有等到并肩行走的婚礼。急性阑尾炎夺走了他的生命，石评梅送出“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十六字，从此素衣以终。

高君宇逝后，北方区委的重任落到李大钊等人肩上。但许多计划，譬如晋西北农运试点、大同矿区工人罢工统一组织，因失去主要操盘手而被迫搁置。史家推测，假如他再活五年，晋绥革命火种可能提前燃遍长城内外。尽管无法验证，这种假设却揭示出他在北方革命布局中的关键位置。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筹建首都规划时，周恩来特意嘱咐城乡建设部：陶然亭丘陵地带不得翻新扩土，必须保住高君宇、石评梅合葬之地。理由很平实——“他们的墓就是一部早期革命史”。此语虽短，却点明了高君宇在党史中的层级：不仅是山西第一位共产党员，更是一座连接北大红楼与三晋大地的桥梁。

高君宇的资料散见于《李大钊年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史稿》《彭真回忆录》等书，篇幅不算多，却涓滴成流。他提出过“团先于党、党成于团”的思路；他鼓励青年“先学会组织自己，再去组织群众”；他在北大图书馆手写数万字译稿，为中共早期理论建设充实了素材。这些看似零散的笔记，如果集中成册，也许是一部系统的北方革命工作指南。

遗憾的是，积劳成疾加上医疗条件有限，他最终倒在手术台旁。北京协和医院的记录表明，送进手术室时他仍执意口述一份对山西支部的补充意见，护士只能边推车边记。这样的细节，让人对“英年早逝”四字有了更沉重的体会。

试想一下，如果阑尾炎能早两小时处理，如果他能活到三十年代末，或许红军长征的北上路线、华北抗战的地下交通网都会出现他的坐标。历史没有如果，却有价值评估。山西后来走出的诸多领袖——徐向前、薄一波、彭真、程子华——无不承认受过高君宇的直接或间接点拨，这已说明他在革命链条上的启明星作用。

一九九六年，山西省修复高君宇故居。彭真亲笔题写馆名，薄一波在留言册写下“学君宇，存壮志”，字迹瘦劲。故居开馆当天，一位七旬老观众在图片前驻足良久，自言自语：“二十九岁就做了这么多，我们当年的热血，是被他烧开的。”几句话，胜过所有官方褒奖。

高君宇未留下长篇著作，也不是闪亮战功的将领，但他在中国革命前夜搭建的组织框架、播下的思想火种，随着时间悄悄生根。很多人记得他为朋友递过情书，却不知他更为工人递过《新青年》特刊；很多人看过石评梅写给他的挽联，却忽视了那些不具浪漫色彩的简报、宣言和会议纪要。正是这些枯燥文字，把北方革命运动串成了有血有肉的整体。

他的故事止步于一九二五年，却在无数接力者手里延续。山西第一位共产党员的身份，如今被写进教科书；而关于“如果他未英年早逝”的揣测，则留给后辈在史料与想象之间低声探讨。对高君宇而言，或许完成使命比寿命更重要——生年短促，功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