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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新年伊始,回首人类社会过去一百年,我们或可看到文明的兴替正在加速,旧的文明快速崩塌,新的文明正在生成。
自由市场乌托邦与19世纪文明的瓦解
一百年前,人类社会正处在19世纪文明向20世纪文明的大转型中。经济思想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四个角度,分析了19世纪文明的四个支柱,分别是势力均衡、金本位、自由主义国家、自律市场。按照这个框架,随着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金本位的全面崩溃成了19世纪文明瓦解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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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作者:(英)卡尔·波兰尼 译者:冯钢 刘阳
但是,波兰尼认为,那种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乌托邦观念,才是19世纪文明必然瓦解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并不符合真实社会的乌托邦观念塑造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国际国内制度,建立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世界社会、世界政体和世界体系。但是,这种观念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经济制度而非社会制度,将商品交换的市场法则视为上帝法则,不仅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而且支配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乃至伦理关系,从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宣告了19世纪文明的瓦解。但不幸的是,在一战后的20年代复兴的,仍然是支撑19世纪文明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于是,在短暂的繁荣之后,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乃至世界。
20世纪美国“短文明”的兴起与垂暮
作为对19世纪文明总体性危机的回应,19世纪文明向20世纪文明的大转型,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
这场大转型,兵分三路:一路是苏联道路,一路是德国道路,一路是美国道路。苏联从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转向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德国从李斯特主义和俾斯麦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转向主张大政府强干预的新政自由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联合战胜了德国道路,19世纪文明正式终结,20世纪文明正式到来。
20世纪文明不仅在时间上是名副其实的“短文明”:1945年才形成;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双重性:它在政治上是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两相抗衡,经济上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美国大政府干预主义相互竞争,国际体系上是华约和北约两营争霸对峙,国际金融上是卢布和美元各成体系。只是在苏东剧变之后,美国一超独霸,20世纪才变成了美国世纪,尽管美国制定了意欲将整个21世纪变成美国世纪的“新世纪计划”,但如今看来,所谓美国世纪,只存在于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之中。
在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中,20世纪文明从双极文明变成了单极文明。政治上,美国的总统制成了世界政体的模板;经济上,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不仅塑造了支撑欧洲复苏的马歇尔计划,而且塑造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国际体系上,世界变成了美国上演独角戏的舞台;国际金融上,石油美元、信息技术和军事霸权给了美国凌驾世界各国的金融霸权、信息霸权和铸币霸权。当20世纪的双极文明变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文明之后,美国也就成了一个孤独的霸权。
正是这种独孤求败的世界地位,让美国在2001年遭遇9·11事件之后,悍然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这场用文明区分敌友的热战至少持续了16年。热战之外,还有冷战。2016年,以特朗普参与并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为开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白热化,这场斗争既可以说是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在美国的内部化,也堪称美国继独立战争、南北内战以来的第三次“内战”。这两场战争,一热一冷,一外一内,一实力一文化,合力削弱了美国的世界权力,降低了美国的世界威望,撕裂了美国社会,进而宣告了20世纪“短文明”步入垂暮之年。
在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中,除了上述围绕美国打响的两场战争,还有第三场战争,也就是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之间以无人机作战为代表的文明冲突之战,这场牵动主要大国关系的热战,或可标志着20世纪美国单极文明的终结。这三场冷热交替的战争,加速了新旧文明更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一种观念变成了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20世纪“短文明”的瓦解已经清晰可见。政治上,自由主义在保守主义声势浩大的重压下溃不成军;经济上,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向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体系上,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国际秩序衰落,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形成某种政治联盟,世界格局重新回到19世纪的大国竞争和势力均衡;国际金融上,石油美元的信用、威望和霸权都受到极大挑战。作为20世纪“短文明”的主导者,美国看到了自身实力的极限,意欲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上的全面保守化,谋求自我保全。由此而言,美国正在亲手给自己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霸权划上句号。
21世纪文明正在生成
尽管20世纪文明的两个版本都已剧终人散,但要想说清21世纪文明究竟是什么样态,恐怕还为时尚早。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一条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路的可能性,正在愈发受到重视,世界正在重新看向东方。
在20世纪文明的单极时代,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并深度世界化,随着中国逐渐重新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明正在焕发其应有的世界意义,正在为全世界的非欧洲民族创造与欧洲民族真正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也属于人类社会的21世纪文明。
不仅世界正在重新看向中国,中国也正在重新看向世界。对于21世纪文明的创生而言,理解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性国家,理解中国的深度世界化,理解中国的世界性,将是无法回避的总体性问题意识。择其要者,在深陷技术加速主义漩涡的当今世界,如果中国能够深度激发生产动力,并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分配优势;能够深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深度发挥分配优势;能够深度落实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有效参与;能够在深度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同时,处理好技术对就业的替代等世界性的普遍难题,构建低投入、高收益、可持续的福利制度,从而实现生产大国与分配大国的可持续适配;那么,中国就不仅能够深度实现中国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且能够为人类社会的21世纪文明的创生做出自己的贡献。
换言之,在20世纪文明向21世纪文明的大转型中,理解中国的世界性,不仅需要理解中国的生生之道如何在军事上安全、在文化上自信、在文明上自觉,而且需要理解中国的发展之道如何在政治经济上可持续、发展之果在国内可共享、发展之效在国际上可共赢。这些方面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无疑都有助于21世纪文明的真正到来。
编辑|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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