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接见茅以升，说：我们是本家，你建的桥我走过八遍

1937年11月17日拂晓，钱塘江面薄雾翻滚，一股股难民潮正沿着刚通车不久的钱塘江大桥匆匆北渡。桥头警卫不住地吆喝：“快点，别点烟！”没人知道，桥面钢梁下早已埋好炸药，引线被一位中年工程师紧紧攥在掌心。这人就是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不到傍晚，他果断拉响导火索，一声巨响掩没了江潮，也掩没了他三年心血。夜色里，那位平日寡言的工程师只留下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如今提到茅以升，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现代桥梁之父”的名号，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也是少数亲手炸毁自己作品的工程师。当年，钱塘江大桥从构想到完工，用了两年半；而准备炸毁大桥，茅以升只用了不到两昼夜。生死关头，技术人员的犹豫与军令的决绝同样刺痛人心。试想一下：一个终生追求“架桥”的人，要在抗战紧迫中亲自按下“毁桥”按钮，需要怎样的忍耐与判断？

炸桥后的日子，他带着装有14箱设计资料的船模、一沓图纸，沿浙赣线一路西迁到重庆。那些箱子成了移动的档案馆，日夜随身，风雨无阻。同行者回忆，茅以升常在夜里翻看图纸，嘴里默念钢度、荷载、孔跨等数据，好像桥依旧横跨江面。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对夫人轻声说：“是时候回杭州补那段断桥了。”

1946年春，修复工程启动，但国共内战令物资、人手时断时续，施工进度像走锯齿。一直到1953年9月，钱塘江大桥才彻底恢复双线铁路通车。七年漂泊，七年等待，“必复”二字终于兑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七年也塑造了后来“谨慎到偏执”的茅以升：他开会时随手带尺子，常有人看见他在餐巾纸上做弯矩图。

局势转到1949年夏天。华东局统战部发来电报，请他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13日的怀仁堂，毛泽东第一次同茅以升握手，笑着说：“知识分子很重要，没有你们不行。”一句话拉近了距离，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开国大典彩排结束，毛泽东看着茅以升说：“咱们是本家。”这句看似家常的“套近乎”，在后来成了两人交往的口头禅。

1951年正月初七，中央人民政府春节团拜会。周恩来把茅以升领到毛泽东面前，刚一介绍完，毛泽东又笑道：“知道，你我是一家人嘛。”气氛瞬间活跃。茅以升趁机提出：“主席，可否为北方交通大学写校名？”毛泽东摆摆手：“字写得不好。”旁人低声附和“主席谦虚了”，毛泽东却补一句：“既然大家都嫌不好看，那就写两幅，让你们挑。”几天后，两张信笺送到茅以升案头，教授和学生们围着挑来挑去，最终选中其中一幅，理由是“旁边有圈圈，想必主席自己也满意”。

1951年秋，政务院开会讨论“武汉长江大桥预可研”。周恩来在台阶口碰见茅以升，握手时直截了当：“你有钱塘江经验，武汉的事少不了你。”那一刻，茅以升脑子里闪过1920年代他在汉口码头考察的场景——江上来往全靠渡船，货物装卸像接力赛，全武汉只缺一座桥。机会终于来了。

1955年春，他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资金、钢材、机械设备都由国家统筹，有了钱塘江的前车之鉴，各路施工队干劲十足。也就在这一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转杭州休整。西子湖畔，毛泽东再次接见代表团。介绍到茅以升时，毛泽东笑声洪亮：“我们是本家，你的桥我走过八遍！”现场有人暗暗算：钱塘江大桥复通后，毛泽东往返沪杭多次，加起来恰好八趟。

晚宴间隙，毛泽东问：“长江大桥工期有把握吗？”茅以升端起茶杯，郑重回答：“设计数据反复核过，工期没问题。”毛泽东点头，又顺口聊到镇江的甘露寺，讲起《三国演义》。席间轻描淡写，却透出对细节的惊人记忆。茅以升事后对助手说：“主席能把桥走八遍，说明交通确实改善；记得八遍，说明他真把桥当回事。”

1956年国庆，茅以升带全家登上天安门城楼，女儿激动得攥住栏杆不放手。毛泽东问小外孙：“你爷爷是干什么的？”孩子怯怯地答：“修桥的。”毛泽东哈哈大笑：“对，是修桥的，也是架桥的。”这句“架桥”后来成了茅以升的座右铭，他对学生解释：“桥不只是钢梁石墩，也是人与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通道。”

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开通仪式简短干脆，火车鸣笛，汽车压桥，礼炮三声。茅以升站在观礼台北侧，望着两岸灯火直线排开，默默在笔记本写下两行小字：一桥飞架，天堑不再。

次年，北京开始筹建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指定茅以升牵头结构组，并特别嘱咐：“要有茅以升的签名保证。”时间紧、任务重，茅以升把办公室挪到施工现场，晚上就在图纸堆里打盹。1977年，他又参与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设计指导，时年八十一岁，挺拔如故。有人劝他保养身体，他摆摆手：“只要脑子还能算弯矩，就不到退休的时候。”

1989年12月12日，茅以升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消息传出，各大工地纷纷降半旗三分钟，汽笛齐鸣。那年冬天，武汉长江大桥桥头的大风把江面吹起白浪，桥板却纹丝不动。老工人拍着护栏说：“茅老在，就知道这桥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