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与毛主席有两张合影，每一张都意义非凡

1959年9月27日的深夜，长安街仍灯火通明。第二天便是人民大会堂落成后首次国宴，北京各大酒楼的后厨师傅与服务员被汽车一批批送到西长安街南侧的这幢新建筑前，他们被称作“抽调人员”。对十八岁的张善兰来说，这更像一场辗转于命运与时代之间的“点名”。

培训从凌晨两点持续到早上八点，礼仪、保密纪律、路线记忆一项不少。讲解员提醒大家：馆内没有“包房”一说，只有编号，118厅是重点区域，进出要刷磁卡。没人知道，这间听起来平平无奇的会议室，很快会与新中国的核心大脑紧密相连。

张善兰在老东安市场学的服务，动作用刀切面包片一样标准。抽调结束后，大会堂正式面向全国招收200名常驻服务人员，她以“勤俭、稳当”两个评语留下来，岗位正是118厅。主管只交代一句：“里面坐着领袖，别紧张，别多话。”

第一次走进118厅，她的手抖得茶水溢出半盏。毛主席抬头，看见姑娘胡乱擦桌沿，笑着说：“孩子，先放稳壶，茶别急。”一句家常话掐灭了她心里的火焰般紧张。从那天起，她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随侍生涯。

主席偏爱龙井，三分之一盏的茶汤，要趁水未凉第二遍冲泡；菜多为糙米饭、红薯、青菜，“能吃饱，不浪费”是张善兰最常听到的叮嘱。每逢就餐，主席都会把两角钱纸币压在竹托盘下。有一次她小声说：“主席，内部灶不收现金。”对方语气严肃：“我付，后面的人才会照章办。”那语气，让在场的厨师和服务生半天没敢抬头。

118厅的夜灯常亮到凌晨。文件一份接一份递来，服务员负责把茶壶送进去，空杯收出来。凌晨两点，主席往往眯一会儿后又伏案工作，那张木质三屉桌被纸稿堆得像小山。1962年秋，桌面几乎放不下文件，主席指着桌角对张善兰提议：“找块板钉上就够。”馆务处原打算换张全新的花梨木大案，他却挥手拒绝，理由简单： “旧的还能用。”

同年冬天，山东老家来信，说土屋漏雨。张善兰愁得睡不着。主席知道后让机要秘书拨了三百元稿费，写好收据递过来：“拿去修屋，记账，别推。”那一年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三十多块，三百元足以建一座新宅。她把钱贴身缝在棉袄里，一路火车颠簸回村，墙体很快砌起，一家人第一次在雨夜安心入睡。

保密规定严苛，连父母也不许透露工作内容。1970年春，探亲假临行前，张善兰期期艾艾地问：“能否告诉家人我在大会堂？”主席沉吟片刻，说：“就说在我这儿干活。”随后补了一句：“不必多说细节，家里不担心就好。”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领袖的名字解释自己的去向。

主席偶尔拿起扇子学唱《贵妃醉酒》，手掌拍着沙发打节拍，兴致来时会问一句：“你会不会唱？”她连连摆手。他便笑道：“京剧好，你该学学。”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段时光，才明白自己耳濡目染的，是长者对传统戏曲的偏爱，也是睿智从容的性情流露。

1964年11月，在一次接见外宾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抓住空当，举起相机。张善兰正在整理茶具，杜修贤低声说：“来一张吧。”她局促地望向主席，“可以吗？”毛泽东点头示意，镜头咔嚓一闪，照片里她微笑着侧身看向领袖，神情像女儿仰望父亲。相纸冲洗出来，馆里同事都说，那眼神比任何敬礼都真挚。

第二张照片拍摄于1974年5月。那时的主席病已缠身，外人很少见他舒心大笑。会见结束后，张善兰鼓足勇气：“主席，再合一张？”老人家抬眼，笑纹在颊，“好，照。”快门落下，他仍捏着她的手不放，似在叮嘱，又似道别。摄影师暗暗感慨：十年间的两帧底片，记录下的不止光影，更是岁月与情谊。

1976年9月9日清晨，电报室的铃声像骤雨响起。大会堂的走廊刹那沉寂，随后传来压抑的啜泣。灵车经过天安门时，张善兰与同事肃立在广场东侧，泪水顺着面颊滴在制服上。她紧紧攥着那两张合影，心里空出大片寂静。

此后，她调到行政后勤，不再穿那身挺括的白色制服。每逢清点旧物，她都会在抽屉最深处翻出那两张发黄的相片。岁月推移，万人礼堂依旧灯火通明，新的来客络绎不绝，只有她明白：照片背后的故事，留给了历史，也留给了自己心底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