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邓小平在伍修权引荐下见一客人，细细打量后：你和你父亲真像

1942年4月19日凌晨，兰州白塔山脚下的窑洞里一盏昏暗的马灯忽明忽暗，32岁的丛德滋靠着墙壁，发着高烧。守卫递来一碗混着泥沙的污水，他强咽下去，嘴里却轻轻吐出一句：“只希望孩子们平安。”这天中午，他牺牲于狱中，为地下情报战画上句号。消息悄悄传出，一张红色毛毯成为辨认遗体的唯一线索。毛毯是伍修权托人送进牢里的保暖物件，他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后正是这块毛毯指引同志们找回战友的遗骨。

倒回到1910年11月，辽宁凤城。丛家小院里，刚满周岁的丛德滋抓周时抓到的是一本《史记》。自此，他对历史与文章情有独钟，高小、师范一路优等。1927年夏末，他投笔从戎考入东北大学，风声鹤唳间，“九一八”炮火把课堂搬到了北平。马列读物、街头传单、学生夜谈——这些元素迅速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1933年，被捕、获释、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丛德滋在摇摆的国民党官场中越走越偏向革命阵营。1936年，《解放日报》在西安创刊，他是总编辑。旁人只看到青年才俊纸笔生花，却看不到他用文字掩护兵谏锋芒。12月事变落幕，报馆被封，他南下上海结识王竹青，抗战爆发后，两人在晋中小村完婚，日子温柔却短暂。

1937年深秋，八路军115师秘密人员夜色中引路，丛德滋只带一本《资本论》就离开妻子，潜赴兰州。兰州既是后方，也是暗流涌动的前线。谢觉哉、伍修权到任后，让他打进第八战区政治部。为了掩护身份，他创办《民众通讯社》、旬刊《战号》，一边写“社论”，一边输送情报，还帮营救西路军失散将士。当地茶馆里流传着“丛社长能边搓麻将边写稿”的逸闻，谁也想不到那副闲散样子背后全是刀锋。

1941年小年夜的“鸿门宴”露出真相。他被请进曾扩情的府邸，八点没回家。正如临走前嘱托王竹青那句“若过时未归，需多忍耐”——地下战线最怕的预言成真。拘禁、刑讯、枯井，转年的春天，他病得站不住，狱方却毒水封喉。4月20日，王竹青接到特务机关通知，理由写着“脑膜炎”。她没掉泪，只问了一句：“请把遗物给我。”对方只给了那条血迹斑斑的红毯。

丛德滋牺牲一周后，王竹青和两个孩子被驱逐出兰州。辗转陕西，她与高克明组建新家。生活清苦，六个孩子围着一锅稀粥转，但家里从没丢过那张烈士照片。1949年，兰州解放，谢觉哉设法找到这户人，来信三条：工作、助学、迁葬，样样落实。孩子们第一次有了新棉衣。1951年冬，全国第一批烈属证颁发，毛泽东亲笔签名的“00001号”落到丛家。门口挂起黄底红字的“革命烈属”牌子，左邻右舍啧啧称奇，小丛丹却仍搞不清“叢德滋”三个繁体字怎么念。

时间跳到1960年代。丛丹上了大学，越来越想揭开父亲的全部故事。她翻档案、跑图书馆、抄下每一篇老报纸上署名“吴明”“从天生”的文章。那些文字里，父亲仿佛在说话。1977年，她鼓起勇气赴京求助。伍修权刚复出，忙得团团转，一听来意，“啪”地放下电话：“赶紧见面！”

10月的一天，北京初秋微凉。丛丹随伍修权走进前门外一座四合院，院里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短袖、中山装、笑意温和。伍修权半玩笑：“您猜她是谁？”老人目光停留几秒，眉宇舒展：“是丛德滋的孩子？”确认身份后，他轻轻握住丛丹的手：“你和你父亲真像。”——这位老人正是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

那天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邓小平细问家况、工作，还叮嘱“要有担当，别怕坎坷”。临别前，他交代秘书写下联系方式，随时联络。丛丹走出四合院，天色已暗，街边路灯拉长影子。她擦干眼泪，把那张纸揣得更深。

翌年，兰州烈士陵园里多了一方新碑。碑前摆着红毯剪下一角，那是伍修权留下的“念想”。而在丛丹的书柜里，父亲的全部手稿按年份排好，最显眼处是一张发黄的烈属证——编号00001，字迹清晰。有人问她图什么，她笑答：“只是不想让父亲的故事停在枯井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