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周总理给詹才芳打电话，指示：保护华国锋，火速回京

1966年10月15日，北京夜风凛冽。电话铃此起彼伏，中央首长们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全城弥漫着将要失控的气息。自从“文化大革命”点燃，北京的空气里除了尘土，还有人人自危的焦躁。就在这座城加速转动的同时，远在两千公里外的广州军区，詹才芳正伏案批阅作战训练总结，他没想到一通电话会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

电话来自中南海，总理秘书的声音压得极低，却透出急迫：广州军区需要抽调熟悉湖南情况、有威望又讲原则的将军进驻长沙支左。名单只有一个名字——詹才芳。对詹来说，这并不是光彩的差事。湖南省城党政系统已经失声，造反派昼夜围堵省委，一场混乱正在酝酿。他放下电话，自嘲一句“去当小偷”，便匆匆收拾简单行装。

长沙的七月，闷热得像一口大锅。詹才芳抵达当晚，省委大院外挤满各路组织，木棍、标语、口号交织在一起。为了不引起围攻，副司令员只得戴着草帽、扛着照相机，装作地方报社记者混入大楼。半夜，他第一次见到省委书记华国锋。对方额头满是汗，神情却镇定。短促寒暄后，两人对坐无语，只剩电风扇吱呀作响。很快，造反派要“揪出走资派华国锋”的消息传来，矛盾瞬间点燃。

7月24日清晨，造反派发出最后通牒，要在午后武力抓人。形势再拖就是流血，詹才芳果断拨通北京直线。电话另一端，周总理沉吟片刻，只吐出九个字：“保护华国锋，火速回京。”这句指示成了紧急行动的全部依据。詹才芳立刻调动机场值守部队，在混乱人潮中悄悄把华国锋护送到军用吉普，随后直奔黄花机场。两小时后，一架罗马尼亚制造的“雄鹰”运输机冲破低云。机舱里，沉默依旧，只听到螺旋桨疯狂切割空气。“明白！”詹才芳在起飞瞬间唯一的回答，像子弹一样咬定目标。

午后两点，北京南郊机场跑道闪着热浪。舱门一开，两辆挂军牌的红旗轿车疾驰而去。华国锋被安顿至西山招待所，詹才芳则被带往京西宾馆五楼临时值班室，随时等待后续任务。就这样，一场可能演变成流血冲突的省级风暴被硬生生截断，而这一切外界几乎毫无所知。

紧接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老战友陈再道在风口浪尖上，遭造反派围攻又被隔离审查。詹才芳听闻此情，几乎夜不能寐。他托长女詹杨四处打探，得知陈再道被押往工人体育场批斗，他简直坐不住。京西宾馆与体育场只隔几公里，却像隔着刀山火海。詹才芳找到杨成武，请求“想办法让我女儿进去看看”。第二天，詹杨短暂穿过铁栅栏，看见被推到台前的陈再道满脸淤青。她强忍泪水，把“人在十一楼，身体尚可”几个字带回。詹才芳长叹一声，却再无力插手。

风浪之下，他还得面对老对手黄永胜。广州军区一次突兀的常委会差点把他排除在外，幸得黄永胜秘书暗示，他连夜赶回军区机关。会议室内，黄永胜正打算重新划分常委席位。见副司令员稳稳坐在沙发上，他神色一僵。詹才芳轻描淡写问道：“常委会议，为何没有通知我？”一句话令全场尴尬。两人的梁子早在晋察冀时期埋下：一次离婚纠纷、一次香港失范之旅，再加上黄永胜暗地散布的流言，旧账越积越厚。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私人恩怨往往被政治洪流放大，化作无法调和的对立。

时间推向1976年。随着林彪集团覆灭，黄永胜被清查，詹才芳没有半句幸灾乐祸；对他而言，是非依规矩评判，绝非靠一时的政治风向。1988年8月21日，已缠绵病榻五年的詹才芳坐在解放军总医院18病室沙发上，胸前的红星功勋闪着微光。李先念、徐向前、洪学智等老战友依次进门，他们并肩经历的枪林弹雨，如今一言难尽。有人轻声提醒詹将军休息，他却努力点头，眼里仍带着当年护送华国锋起飞时的坚毅光亮。

这位出生于红安的中将，一生跌宕：黄麻起义拉开序幕，西路军残酷撤退，东北决战指挥千军万马；关键时刻，又能以一句“保护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军功簿上写满硝烟，背面却是沉沉责任。詹才芳于1988年10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那枚红星功勋章静静陈列在军事博物馆，见证一段危急关头的选择，一通电话里沉甸甸的九个字，和一位老兵始终如一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