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李莎向组织提交加入中国国籍申请，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

1964年7月的一天，北京城气温高得像一口翻滚的铁锅。东单北极阁三条那座灰砖小院里，50岁的李莎在写字台前停了笔，深吸一口热风——她要把申请书送到市公安局，这是她与祖国间最后一层纸障。纸上一行铅笔印反复加深：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1914年出生在伏尔加河畔。幼年失父，十月革命后随母漂泊莫斯科。1935年冬，她爱上了化名“李明”的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那一年她21岁，他34岁。亲友劝阻，政治阴影重重，她仍执意要嫁。婚礼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宾客把伏特加兑上热茶当香槟――“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不怕。”李莎后来回忆。

1938年2月，莫斯科清晨的雪还没化，内务部人员破门而入，李立三被捕。李莎在外语师范学院团支部会议上被迫做选择，她抬头只说了一句：“团证可以交，丈夫不能弃。”放下团证转身离场，那天她25岁。此后近600个日夜，她靠250卢布助学金度日，每月攒下50卢布，换成面包、肥皂送进监狱。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获释。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文件落款还是克里姆林宫医院。寒风刮起白杨叶，李莎在门口等，李立三踏出铁门对她笑，声音哑得像拉长的锯条：“我回来了。”这句短短的俄语，李莎记了一辈子。

卫国战争爆发后，两人一边翻译资料，一边在饥荒中熬日子。1943年，大女儿英娜在轰炸声中出生。战后局势骤变，李立三急切想回中国。1946年1月26日，莫斯科火车站站台雾气弥漫，李莎抱着九个月大的女儿，眼睁睁看丈夫登上东去的列车。她那句压在喉咙里的俄语只剩三个字：“快回信。”

半年后，李莎抵哈尔滨，随后辗转东北根据地。1949年秋，夫妻俩随解放军南下定居北京。表面上风平浪静，暗潮却在1960年之后涌起：中苏交恶，苏籍妻子成了敏感符号。有人写“密报”指李莎与驻华专家暗通情报，也有人私下劝李立三“体面分开”。李立三在组织会议上回答很干脆：“她若有问题，我第一个站出来；她若没问题，请对我负责。”会场鸦雀无声。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足足四千字的长信，信里一句话用红笔圈出：“如若不离婚，愿请党组织考虑妻子转为中国国籍，以绝流言。”周恩来阅后，立刻把他叫到西花厅，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走出客厅时，李立三只说了四个字：“总理理解我。”随行秘书后来回忆，当晚总理批示：可行，手续照章办理。

然而决定真正落到李莎身上却并不轻松。她在莫斯科还有年迈母亲，有兄长的坟茔。申请一旦通过，护照作废，生死两隔。李莎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足足踱了三夜。第四天黎明，她提笔写下申请书。末尾落款名字，她先写俄文“Елизавета”，又涂掉，改成端正的“李莎”。

公安局民警接手续时有些意外，翻阅了厚厚一摞档案才发现，这位外籍女士早已在中国生活十八年。材料很快报送中央，1964年9月，周恩来亲笔签批：同意。批件只有两句，却像铁锤落地，打碎了全部猜疑。国务会议确定号码，李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10513号。

李莎拿到国籍证的那晚，东单小院传出一阵阵笑声。李立三把新证件放进抽屉，上锁，然后拍了拍抽屉，“安全。”她靠在门框上冲他做了个鬼脸，“以后请叫我中国媳妇。”那年她50岁，李立三65岁。

风浪并未就此终结。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因病逝世，享年68岁。噩耗来得太快，李莎刚准备端午粽子。丧事简办，人群散去，桌上剩一碗未剥的粽子。那夜她握着丈夫遗像沉默到天亮，只说了一句：“他至少没再承受流言。”

随后而至的八年，李莎被隔离审查，辗转秦城与地方看守所。她始终随身带着那张国籍证，尘土磨白了封皮。1975年，组织安排她到运城小城安顿，她带去的行李只有两只旧皮箱和一本俄文词典。

1978年，北京方面来电，通知她回京等候安置。同年底，中央纪委着手为李立三平反。文件一份接一份，李莎在北极阁三条老屋里边擦桌子边嘟囔：“他终于能回家了。”1980年3月20日，中山公园中山堂挽幛低垂，追悼会庄严举行。汪东兴代表党中央宣读悼词。李莎站在人群最前面，泪洒衣襟，却把身子挺得笔直。

有人悄声安慰，她摇摇头，轻声答：“今天我六十六岁。这是他给的生日礼物，也是周总理那道批示之后，我收到的第二件最安心的东西。”话音不高，却足够让几排吊唁者听见，随后，沉默在大厅蔓延。

李莎此后再未离开中国，任教、翻译、整理丈夫文稿，直至1998年病逝，安葬北京香山脚下。墓碑正面刻着两行字：李立三——李莎。旁人或许只看见一个连字符，而她用一生证明，那是两条命运在历史激流中拧成的钢索；1964年那枚落款“同意”的红章，就是钢索最坚固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