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陈云劝说黄克诚去玉泉山休养，黄克诚：答应我三个条件

1955年中秋前一天的傍晚，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灯火通明。售货员刚把一批标着“可可粉”的进口商品摆上柜台，一个身穿旧军装的老人凑过去看了看价格，摆手说贵，转身就走。旁边的孩子央求：“爸爸，就买一瓶吧。”老人替孩子理了理帽檐，低声回道：“咱们不饿，也不缺糖，这瓶钱能让几户灾区乡亲添粮。”这位老人正是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黄克诚。

黄克诚在军中以“铁面”著称，可对家人同样严格。来到湖南主政后，他给妻子唐棣华立下两条家训：不坐公家车，不向公家伸手。这两条规矩自1949年带到长沙，一直延续到后来返京。有人打趣，说黄部长家门口没半点“首长味”。

时间往前推二十年。1928年秋，湘南白色恐怖笼罩，黄克诚受命回永兴组建游击队。他夜宿深山，白天潜伏，时而借住大哥黄时叽家。一回拂晓，敌军突然搜院，嫂子刘德姬提着泔水桶骂野猫，趁乱帮他脱身。若非这声“死猫”，黄克诚可能命丧屋内。多年后他说：“那桶泔水，比当年任何枪支都要贵重。”

三十年代后期，黄克诚转战赣南闽西，多次负伤，仍保持简朴作风。新中国成立，湖南灾荒连连，有乡亲靠野菜充饥。1950年冬，大哥穿着单衣进城求件皮袄，黄克诚硬是不愿批公家条子，反而写信托张家口的老战友王平帮忙买旧货，照价付款。收信人不解，他回了一句：“公是公，私是私，再寒冷也不能混为一谈。”

“铁面”并非冷漠。1951年，他把侄子黄开衡送进长郡中学，学费自掏腰包，还特意叮嘱老师“当普通学生管”。黄开衡先后落榜、复读，终在1959年凭真才实学去了云南思茅法院。其间多次求伯父“调一调”，黄克诚回信寥寥数行：“条条大路，你自己走。”一锤定音，绝不松口。

1955年那趟王府井之行，其实另有用意。黄克诚逐个柜台询问：“粮票够用吗？布票紧张不？”售货员答得仔细，他在心里盘算盘算，回到机关立即上报物资流向。逛街不过是调研。“可可粉事件”却传为笑谈。唐棣华后来回忆：“一瓶粉，仿佛他手里捏着全省仓廪。”

1977年秋，黄克诚奉调回北京任军委顾问，分到西郊一处1949年建的平房。墙体裂缝，暖气靠煤炉，雨天漏水。管理部门想趁老人入住大修，预算六万元。黄克诚摆摆手：“一个军队顾问睡得干，百姓却淋雨，这钱花得值吗？”最终只刷了防水涂料，其他全免。

冬天一到，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复发。咳得厉害，他也只是喝红糖姜水顶着。1978年1月，陈云上门探视，见黄克诚坐在小炕上，屋里冷得能哈气，当即提出去玉泉山休养。黄克诚摇头：“离开这儿，文件怎么批？人手又得增加。”陈云放缓语气：“玉泉山通信畅通，距离西四环不过半小时车，你不去，组织不放心。”

当天夜里，黄克诚伏案写信，第二天递给陈云：“若非调养，绝不轻离岗位；若要前往，请答应三件事。”纸上只十二行：

1. 只带秘书一人，不带家属；

1. 家属每周至多探望一次；

1. 所有费用自理，不占公家一分。

陈云接过信，看了看老人布满老茧的手掌，只说了一句：“都依你。”

玉泉山空气湿润，松柏常青。黄克诚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管理员登记伙食标准，每天两顿稀饭、一顿粗面，外加时令蔬菜。工作人员见他手抖想扶，他摆手：“打仗那会儿，窝窝头都嚼得动，现在更不能讲排场。”

不久，年幼外孙来看他，顽皮打碎一只茶杯。管理员说公物破损照章报库即可，不必赔。黄克诚当场掏钱：“军中规矩，损坏必偿。小事也得循章。”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慎独慎微，日省其身。

在玉泉山的这段时间，他用调养间隙整理后勤制度草稿，提出军队物资采购“单列清单、逐级核批、季度公示”三步法。同年11月，全国后勤工作会议通过相关条例，沿用至今。有人说，他不过住了百来天，却为军队财务堵住数十个漏洞。

1979年春天，身体稍好，他主动请缨归队，陈云笑道：“这回总得让医生点头吧。”黄克诚拍拍厚厚的文件袋：“调养不是享福，是为干活续命。”医生检查后准许他返岗，但要求每日午休。秘书守在门口，听见里面翻阅文件的声音连续不断，偶尔传出阵阵咳嗽。

有人评价黄克诚“抠门得可爱”，实则骨子里只有两件事：纪律与人民。年轻干部问他廉洁秘诀，他捻着胡子说：“心里有把尺，别让数字拱走。”短短一句，一生践行。

1986年，黄克诚离休。那间平房墙皮又起鼓，后勤想彻底翻修，他仍旧拒绝：“能挡风就行，把钱留给战士盖宿舍。”工作人员见状悄悄把预算转投给某团营房改造。消息传回，黄克诚点头：“花得对。”

自1928年深山惊魂，到1978年玉泉山疗养，再到八十年代离休，黄克诚始终守着那句老话——“共产党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件小条件，其实映照出一副大写的廉洁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