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追悼会，毛主席听完张茜的话，叮嘱周恩来：给张伯驹安排工作

1971年深秋，北京已是凛冽寒风。张伯驹坐在前门外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暗黄，双眉紧锁。他摊开纸页，给周总理写下一封求助信——这位倾其全部珍藏、又遭时代风雨的老人，生活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写罢，他把信交给老友章士钊，请对方设法转呈。谁也未曾想到，这封信与次年初陈毅元帅的噩耗，会在八宝山那场追悼礼里产生奇妙交汇。

追溯到1956年春，故宫博物院接收了一批珍稀书画。《游春图》《平复帖》等赫然在列。捐赠者正是张伯驹与夫人潘素。面对奖励的二十万元，他只说了一句：“国宝回家，我岂能再要价？”消息传到国务院，陈毅立即表示要见见这位“真读书人”。北海的一盘围棋，让两人从艺术谈到军旅，又从诗词说到天下大势，惺惺相惜自此开始。

时间很快来到1960年初春。陈毅在北京饭店碰到来京开会的吉林省委书记于毅。他拉住对方袖口：“我有个文人朋友，被风浪冲得有些狼狈。能否请吉林省给他一份藏品整理的差事？”就凭这一句话，张伯驹与潘素远赴长春，成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和艺专教师。临行前，他执意进城辞别，“陈老总，山高路远，若有不便，来日再叙。”陈毅摆手：“必须见，替我把东三省的文化牌匾擦亮。”两人握手良久，各自珍重。

然而，到了1966年，局势骤变，张伯驹再次坠入窘境；陈毅也因病日渐虚弱。彼此牵挂，却已无力相见。1972年1月6日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王府井的静寂：“陈毅走了。”握听筒的张伯驹顿时放声痛哭。他当夜写下挽联，遣人送往八宝山。

1972年1月10日下午两点半，寒风刮得礼堂门口纸花乱舞。原本安排周总理主祭的仪式，因为毛主席突然决定出席，临时提升规格。主席气色欠佳，但执意登车。“我要送老陈最后一程。”周总理、叶剑英等人迎到门口，快步扶他入内。

礼堂四壁环绕花圈，挽联高低错落。主席缓步而行，目光在角落停住——一幅笔力遒劲的大挽联，首句“仗剑从云作干城”，末句“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他轻声吟诵，神情郑重。念完，回头找张茜：“写联的人来了没有？”张茜摇头，声音几乎听不见：“他没被通知。现在也没工作，生活艰难。”主席没再多言，抬手示意周总理靠近：“这事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当晚，国务院办公厅就把张伯驹的信件和相关情况汇总递到周总理案头。批示落笔：“中央文史研究馆可否聘为馆员？即办。”随后，组织部人员一周内完成聘书、落实津贴。张伯驹收到任命那天，反复摩挲公函，笑中带泪：“总算有了落脚处，陈老总在天有灵。”

暮春时节，一名解放军干部敲开张伯驹家门，递上张茜的信和一副玉围棋。信里说，陈毅病榻之侧常念“东北的两位先生可好”，嘱托自己务必转请周总理照顾。张伯驹望着那副熟悉的棋，喃喃自语：“从今以后，下每一子，都是与老陈对话。”

短短数月，两位元帅、两封信、一场追悼礼，把国家的宏大叙事与文人的喜悲紧紧织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张伯驹受聘后，立即着手整理唐宋法书真伪考订资料，编成《丛碧书画录》。他说：“还能动笔，就不算白领俸给。”1976年，一连两场国丧来袭，他再度提笔写挽词。字间没有空洞讴歌，只有沉郁雄浑的历史见证。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病逝北京协和医院，享年八十二岁。整理遗稿的人在书桌暗格发现一张字条，上面仅写八字：“陈张交谊，纸短情长。”此时的故宫，张伯驹捐赠的《游春图》正静静陈列，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观众。展柜旁的说明牌，清楚记录着捐赠者姓名，却无人知道，在这姓名背后，还藏着八宝山角落里那幅不起眼的挽联，以及毛主席在睡衣袖口别上的那条黑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