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深秋,北京已是凛冽寒风。张伯驹坐在前门外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暗黄,双眉紧锁。他摊开纸页,给周总理写下一封求助信——这位倾其全部珍藏、又遭时代风雨的老人,生活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写罢,他把信交给老友章士钊,请对方设法转呈。谁也未曾想到,这封信与次年初陈毅元帅的噩耗,会在八宝山那场追悼礼里产生奇妙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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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1956年春,故宫博物院接收了一批珍稀书画。《游春图》《平复帖》等赫然在列。捐赠者正是张伯驹与夫人潘素。面对奖励的二十万元,他只说了一句:“国宝回家,我岂能再要价?”消息传到国务院,陈毅立即表示要见见这位“真读书人”。北海的一盘围棋,让两人从艺术谈到军旅,又从诗词说到天下大势,惺惺相惜自此开始。
时间很快来到1960年初春。陈毅在北京饭店碰到来京开会的吉林省委书记于毅。他拉住对方袖口:“我有个文人朋友,被风浪冲得有些狼狈。能否请吉林省给他一份藏品整理的差事?”就凭这一句话,张伯驹与潘素远赴长春,成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和艺专教师。临行前,他执意进城辞别,“陈老总,山高路远,若有不便,来日再叙。”陈毅摆手:“必须见,替我把东三省的文化牌匾擦亮。”两人握手良久,各自珍重。
然而,到了1966年,局势骤变,张伯驹再次坠入窘境;陈毅也因病日渐虚弱。彼此牵挂,却已无力相见。1972年1月6日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王府井的静寂:“陈毅走了。”握听筒的张伯驹顿时放声痛哭。他当夜写下挽联,遣人送往八宝山。
1972年1月10日下午两点半,寒风刮得礼堂门口纸花乱舞。原本安排周总理主祭的仪式,因为毛主席突然决定出席,临时提升规格。主席气色欠佳,但执意登车。“我要送老陈最后一程。”周总理、叶剑英等人迎到门口,快步扶他入内。
礼堂四壁环绕花圈,挽联高低错落。主席缓步而行,目光在角落停住——一幅笔力遒劲的大挽联,首句“仗剑从云作干城”,末句“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他轻声吟诵,神情郑重。念完,回头找张茜:“写联的人来了没有?”张茜摇头,声音几乎听不见:“他没被通知。现在也没工作,生活艰难。”主席没再多言,抬手示意周总理靠近:“这事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当晚,国务院办公厅就把张伯驹的信件和相关情况汇总递到周总理案头。批示落笔:“中央文史研究馆可否聘为馆员?即办。”随后,组织部人员一周内完成聘书、落实津贴。张伯驹收到任命那天,反复摩挲公函,笑中带泪:“总算有了落脚处,陈老总在天有灵。”
暮春时节,一名解放军干部敲开张伯驹家门,递上张茜的信和一副玉围棋。信里说,陈毅病榻之侧常念“东北的两位先生可好”,嘱托自己务必转请周总理照顾。张伯驹望着那副熟悉的棋,喃喃自语:“从今以后,下每一子,都是与老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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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数月,两位元帅、两封信、一场追悼礼,把国家的宏大叙事与文人的喜悲紧紧织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张伯驹受聘后,立即着手整理唐宋法书真伪考订资料,编成《丛碧书画录》。他说:“还能动笔,就不算白领俸给。”1976年,一连两场国丧来袭,他再度提笔写挽词。字间没有空洞讴歌,只有沉郁雄浑的历史见证。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病逝北京协和医院,享年八十二岁。整理遗稿的人在书桌暗格发现一张字条,上面仅写八字:“陈张交谊,纸短情长。”此时的故宫,张伯驹捐赠的《游春图》正静静陈列,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观众。展柜旁的说明牌,清楚记录着捐赠者姓名,却无人知道,在这姓名背后,还藏着八宝山角落里那幅不起眼的挽联,以及毛主席在睡衣袖口别上的那条黑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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