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上警司令员周纯麟被接到上海火车站，肖永银连下两道命令

1971年9月14日清晨，黄浦江边的细雨绵延不绝，站台上的灯光却格外刺眼。汽笛声刚落，周纯麟踩着湿滑的地砖走下月台，一辆并不起眼的旧吉普静静等在出口。车门一关，肖永银沙哑的声音透过雨声钻进耳朵：“抓王维国，要快。”简单五个字，带来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令。

车子驶入南京路时，霓虹尚未亮起。周纯麟握着临时调来的《作战要点》，心里清楚，上海形势远比街景复杂。为了今晚这场硬仗，他把上警区能机动的两个师都排查过，给自己留出的时间不过半天。破旧吉普在车流里毫不起眼，这正合肖永银的意：行动越低调越安全。

思绪被拉回一年多前。1970年5月底，许世友突然把周纯麟叫到司令部。没有寒暄，只有一句“上海需要有人压台”。周纯麟当时沉默了整整十分钟。二十多年的炮兵生涯，他熟悉每一门火炮，却对上海那盘错综的人事棋局毫无把握。更让他犹豫的，是张春桥与许世友水火不容的传闻，一旦进沪，等于站到暗流中央。

半个月后，中央任命文件下达，退路彻底封死。许世友语气不再商量：“你不去，谁去？”周纯麟最终只说了句“服从”，却在心底暗自告诫，这趟上海行，怕是凶多吉少。6月下旬，他穿上海军装，挂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警司令员的肩章，正式赴任。

到沪不久，中共上海市委筹备党代会。书记人选成了焦点。王维国自认为胜券在握，张春桥也有意扶持。关键时刻，张春桥抛出“陆军代表”说法，将周纯麟推到书记位置，却又加了句“先试试看”。这句“试试看”，让周纯麟明白自己只是平衡棋子。果然，重大决策里没他声音，小事却样样找上门。

矛盾暂时被层层客套掩盖，直到1971年9月13日局势骤变。凌晨的加急密电先飞到中山陵8号，毛主席下令“抓‘三国四方’”。许世友随即把任务交给肖永银：先上海，再杭州。不铺张，不耽搁。肖永银只挑了五名干将，破吉普连夜奔沪，电话打到上警司令部，指名要周纯麟接。

两人会面，雨未停。肖永银连下两道命令：“调两个师封锁要道，延安饭店顶楼必须守满四小时。”说完又补了一句：“我的兵少，靠你。”短短几十字，给周纯麟画出明确战线。他只回了一个“是”。两小时内，警备区重兵分批进入市区路口，哨兵顶着雨水立在路中央，空四军的车辆被卡在城西再无寸进。

抓捕地点成了关键。王洪文主张在“康办”动手，周纯麟却果断否决：那里的警卫是王维国的人，胜算太低。他提出锦江饭店——外旅多，警卫归上警区管，事在人熟。王洪文最终同意。10楼会议室灯火通明，肖永银、王洪文摊开地图做最后推演：不动一兵一卒最好，“引蛇出洞”。

傍晚，王维国接到电话，被告知“中央指示”需面谈。车抵锦江北门，门岗按预案拦下随行，只放本人入内。三分钟后，楼道传来脚步声，门关上，任务完成。接着的目标是杭州的陈励耘。可许世友紧急来电，提醒肖永银“杭州危险，调他来沪”。电话放下，王洪文再次发出“请”字样的邀请。

当晚八点多，小雨让道路泥泞，陈励耘所乘车辆陷入沟中延误。周纯麟在七楼指挥所焦急等待，直到警卫通报“车进北门”才松口气。流程与王维国如出一辙，行动结束，上海夜色似乎与往常并无不同。

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是连续多日的精神绷紧。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即将访沪，周纯麟仍在北京汇报行动经过。邓颖超提醒，他的囊肿手术不能再拖。周总理见他时，已经连续奋战三昼夜，仍关心下属病情。周纯麟答应手术，却在手术台上因技术失误加重病情。吴阶平奉总理之命南下，开口第一句：“一定治好你。”短短一句，令周纯麟泪光闪烁。

之后的两年，张春桥、王洪文在沪的影响日益加剧。周纯麟察觉自身空间被压缩，选择把更多精力放在部队训练与外事安保上。1973年，邓小平来沪考察，他陪同视察，留下珍贵合影，却也因此被别有用心者暗暗标记。1974年，周纯麟上书南京军区与总政，请求调离。王洪文劝阻无果，话锋冷淡：“你只相信某个人。”那“某个人”无需点破。

拖到1978年秋，调令终于批下。周纯麟离沪前，警备区老战士自发来送。雨巷里，老司令一一握手，没说豪言，也未谈功绩，只留下一句平缓叮咛：“练好兵，守好上海。”火车启动，车窗外的霓虹反射在钢轨上，像一条不曾停歇的光带，记录着他八年的搏杀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