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动手术，周总理不顾自身病重去探望，毛主席：我要听满江红

1974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中南海里突然响起几声轻轻的咳嗽。那咳嗽并不剧烈，却带着沙哑，像老旧木门被风推开，提醒所有人：主人的身体又差了一分。陪同秘书递上茶水时才发现，毛主席的眼睛已经眯成一条缝，连文件上的署名也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白内障，这个听上去并不显眼的老年病，正无声无息吞噬他的视线。林彪事件后，本已纷繁的政务让他几乎没有喘息机会，如今看不见字，对决策而言简直是釜底抽薪。

消息传到周恩来耳中，时间已是初秋。此时的周总理正在305医院病房躺着，膀胱癌带来的疼痛让他夜不能寐，可他仍在批阅外事电报。医生建议他多休息，他摇头——“主席的眼睛更要紧。”一句话，病房里再没人多劝。周总理安排医疗小组进驻中南海，同时让人去联系唐由之。唐由之不仅精通针拨术，还熟悉现代消毒流程，是少数能把中西医术融会到一起的专家。

第一次会诊安排在9月初，一个很平常的下午。为了缓和气氛，毛主席主动和专家们拉家常，提到张晓楼时还开玩笑：“小楼住大房，嚣张得很嘛！”在座的人立刻笑出声，紧张感随之消散。然而检查结果并不好：皮质性白内障已经成熟，药物几乎无效，若再拖延，双侧失明�险极大。唐由之建议手术，可毛主席连连摆手：“吃点药看看，忙得很，不做手术。”

众人并不意外。自延安时期起，他就习惯把病痛放在第二位。劝说工作只得一点点推进，先由医务局出面，再到汪东兴、邓小平接力，最后周总理亲自上阵。两人在书房里谈了整整一小时，外面的人只隐约听见周总理低声劝道：“您看不见字，怎么抓大事？”语气里透着焦急。那天夜里，毛主席沉默良久，终于答应考虑。

此后唐由之开始每天探视，用最通俗的话解释白内障为何必须动刀，又示范针拨术只需几分钟即可结束。毛主席听得认真，却总在最后一刻摇头：“动手术，得耽误多少工作？”拖到年底，他的视力已不足0.1。此时连秘书递文件也要用毛笔粗体写大字，他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75年1月14日清晨，毛主席忽然对护士孟锦云说：“把唐大夫叫来，我同意做。”屋外还飘着小雪，急电发往同仁医院，唐由之半小时后赶到。手术地点选在主席熟悉的书房，既避免细菌污染，又让患者心理压力减到最低。器械准备中出现小插曲：镊子和晶体夹子有进口与国产两套。唐由之想兼顾安全，偏爱进口精细工具；毛主席坚持“咱们自己造的就行”，最后妥协为全部国产，手柄仍用进口钢材，两人各退一步。

手术日期定在1月15日下午三点。中午一点，得知消息的周总理执意从医院赶来，中途还输着液。警卫员陈长江劝阻：“总理，您体温都过38度了。”周恩来只说一句：“我得在这里等他出来。”停顿一秒，他补充：“他把最舒服的沙发送给我，我不能缺席。”简单话语，让陈长江红了眼眶。

下午三点前，书房改成临时无菌区，紫外灯持续照射。毛主席被扶着坐到治疗椅上，唐由之最后核对器械，心里突然被一句轻声问话打断——“唐大夫，能放点音乐吗？”众人面面相觑。手术室里放音乐并不罕见，但在当时的中南海却属首例。张玉凤赶忙去取磁带，不到两分钟，《满江红》弹词的旋律浸进室内。悠扬丝弦与鼓点让屋子里的空气一瞬轻盈。唐由之暗暗想，主席真懂心理调节，把医生和病人都安抚了。

局部麻醉生效后，针拨术开始。医生左手分离睑板，右手金针刺入晶状体囊，一挑、一拨，混浊晶体被移至房角，仅用五分钟，大功告成。包扎纱布时，《满江红》刚唱到“怒发冲冠”。毛主席轻声问：“怎么，开始了？”大家笑着回答：“已经结束。”他满意地点点头。

外面会客棚内，周总理听到动静，撑着椅背站起，脸色却因疼痛而发白。手术成功的消息让他长舒一口气，又叮嘱医护人员加强术后观察，尤其防感染。这时已经傍晚，气温骤降，医务组劝他赶回医院，他挥挥手：“主席没脱危险前，我不走。”

术后第五天拆纱布，毛主席重新见到天光，看向窗外紫禁城的琉璃瓦，好半天没有说话。突然，他转头问：“唐大夫，明年再给我左眼也做吧。”唐由之答：“一言为定。”谁都没想到，这却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约定。

1976年1月，周总理病逝。噩耗传来，毛主席久久无语。那以后，他常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单眼阅读文件，旁边依旧放着那盒《满江红》。同年9月9日凌晨，主席心脏停止跳动。唐由之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握着新消毒完的针拨套件，鼻尖涩得发痛，他低声自语：“主席，咱们说好的左眼，还没来得及做啊。”

榆花风过，中南海湖面泛起细纹。书房的唱机沉默地立在那里，盒带里最后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被时间定格，再没被播放按钮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