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去世，葬礼上妻子冷脸直言：报应终于来了

1944年5月，河南中牟的黄沙在风中翻滚，汤恩伯站在指挥所门口，脸色比尘土还灰。洛阳已丢，军心散乱，他却只能把电报摔在桌面上一遍遍重复：“再守三天！”同僚提醒他：“河南要完！”这句提醒像针一样刺进耳膜，也悄悄埋下了十年后那场冷漠葬礼的种子。

消息传到台北，1954年6月30日，蒋介石特批军舰把遗体从神户运回基隆。码头锣鼓喧天，花圈堆成半堵墙，妾室们哭得昏天黑地。王竟白却戴一副淡蓝色墨镜，嘴角像刀锋，缓缓吐出七个字：“报应终于来了。”旁人一惊，不敢接话。

很多人奇怪，夫妻二十余年，为何会有这般绝情？答案得从汤恩伯的“东渡三人行”说起。1921年秋，他与两名同乡挤上开往神户的邮船，行李里只有几件旧衣服与几包干粮。三人合开料理店，本想赚点学费，没料到顾客以留学生为主，大家口袋都紧，店里几乎天天贴钱。为了留住人气，汤恩伯大方喊：“今天别客气，白吃！”口气阔绰，账本却连连见红。

生意苦撑时，他结识了正就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王竟白。姑娘出手阔，背后是一位在南京已经很显眼的养父——陈仪。汤恩伯闻言心头一热，逢人就夸“浙江陈主任是国府少有的大好人”，为的就是那张保荐函。

两年后，陈仪果真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把他送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每月再贴补50元大洋。汤恩伯从此口口声声称陈仪为“再生父母”，回国后更娶了王竟白，陈、汤两家成了姻亲。那年，陈仪46岁，汤恩伯27岁。

靠陈仪牵线，他先入浙军当参谋，后调驻河南。抗战全面爆发时，汤恩伯麾下号称十五万，河南老百姓却私下嘲讽：“兵是虚的，税却是真的。”1944年中原会战，汤部崩溃，几十万难民堵满官渡，每一步都在消耗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

1947年春，孟良崮激战，张灵甫覆灭。徐州行营开会时，蒋介石越说越怒，抡起茶杯砸在汤恩伯脸上，热茶顺着腮帮往下滴，国军高级将领没人敢抬头。会后，汤恩伯对副官低声嘟囔：“老子早晚要找条退路。”这句话，被副官写进日记。

同年，台湾“二二八”风波骤起。陈仪本已和各界代表谈妥善后方案，却因南京的越洋命令，几日之内伤亡成千上万。陈仪从此心存怨气，明里暗里都在打“联共倒蒋”的算盘。私下交谈时，他叹道：“蒋委员长不把台湾人当同胞，我也不必再替他卖命。”汤恩伯点头，却没把话挑明。

1948年春，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杭州西湖边约汤恩伯密谈。夜风里，陈仪抛出一句：“共军若进浙江，你我可否弃暗投明？”汤恩伯沉默半晌，只回了两个字：“可谈。”彼时，他手里仍握着第十兵团，两广、江浙的军火补给多半绕到他那儿。

然而，蒋介石动作更快。1949年初，蒋经国奉父命带着20万两黄金飞抵上海，交到汤恩伯手中，并把上海战时物资调拨大权一并塞给他。黄金在灯光下闪得刺眼，汤恩伯的心也随之一沉。几天后，浙江保密局抓走陈仪，全案密档上写的是“私通匪党，危害大局”。不久，陈仪被押往台北。

1950年6月，陈仪行刑于马场町，行刑队开枪前，他只留一句：“我负天下人，唯不负台湾。”枪声回荡，王竟白在美国听到噩耗，撕碎了丈夫所有信札。对身边朋友，她眼圈通红：“他不止害了义父，还害了自己的骨气。”怨恨由此成形。

另一边，汤恩伯到台湾后地位急转直下。蒋介石任命他为“勘乱总顾问”，名义体面，实则架空。基隆寓所灯泡常年昏暗，帖身侍卫回忆：“长官夜夜失眠，屋里烟雾罩到天亮。”债务、官司、降薪如潮水涌来，高血压、肝硬化接踵而至。1953年冬，他不得不赴日求医。

医生检查完摇头：“肝硬化晚期，最多一年。”汤恩伯苦笑：“好歹比战场上捡了一条。”第二年6月，病情骤恶，6月8日傍晚，医院宣告不治，终年54岁。遗体停在神户殡仪馆时，连日本《朝日新闻》都以小篇幅报道：“昔日中国将军，客死他乡，香火冷清。”

回台葬礼那天，下着闷雨。仪仗队哨声拖长，妾室和子女跪成两排，哭声此起彼伏。王竟白迟到半小时，撑黑伞走到灵柩前，伸手抚棺木，一字一句：“报应终于来了。”说完转身离去。旁边的老兵红着眼大气不敢出，仿佛连雨声都被压低。

汤恩伯的一生，起于留洋的野心，盛于陈仪的扶持，毁于关键时刻的倒戈。表面看是权力游戏的风云变幻，实则是孤注一掷后的反噬。到头来，爱也凉，信也碎，连自己的灵柩都被最亲近的人划出了一道清冷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