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中国欲引进米格19，原沈飞苏联顾问直摇头：不要再谈这架飞机

1956年10月，一阵尖锐的发动机啸声划破北京南苑机场上空，对地面的观礼人群而言，这声音像是一份迟来的证明——中国真能自己造喷气机。就在前一天，空军工程部刚刚把首批歼5验收报告放到刘亚楼案头。热闹过后，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另一张更紧迫的清单：超音速。

那一年，台湾嘉义基地的F-100频繁穿越台海中线，机尾喷出的火焰似乎在提醒大陆：对手已经跨进马赫1。米格15与米格17虽在抗美援朝立下战功，但最高时速仍被“声障”死死压住。要想把战斗序列推向下一阶段，必须寻到一款成熟的超音速机型。很自然，目光又一次投向苏联。

早在1953年，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就通过SM-2原型机撞开了音速天花板，并在1955年把定型后的米格19推向部队。文件上写得很清楚：平飞速度1.2马赫，爬升率居当时世界前三。听起来完美，但对中国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拿到完整生产线”，而不是“飞机好不好看”。

1957年8月，中央批准筹组赴苏代表团。出发前三天，沈阳112厂（后称沈飞）接到加急电报：整理现有米格17生产与测试数据，随团带往莫斯科。“带数据过去，谈判底气就硬。”厂长高方启在夜色里翻译技术词汇时，已把那句话重复了十多遍。

9月5日，列车抵达莫斯科后，意外来访的人出现了。那是一位留着灰白络腮胡的俄国人，他提着一只旧搪瓷水杯，径直敲开中方驻地房门——原112厂苏联顾问阿·季·卡列夫。寒暄过后，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谈判提纲，眉峰立刻收紧。“你们谈米格19？”翻译刚点头，他已连连摆手：“别谈这架飞机了，米格-21都首飞了。”一句话，让屋里空气凝固了半分钟。

卡列夫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茹科夫斯基航空节把代号E-5的新型机推上蓝天，随即授名米格21。该机采用三角翼结构，设计速度接近两倍音速。对比米格19，优势一目了然。问题是：苏联愿意给吗？

次日谈判正式开启。中方开场便抛出“米格19+生产线”的组合，并用“适量引进米格21样机供评估”作补充条件。苏方先是惊讶，继而推托：“我们没有米格21这种型号。”翻译在笔记本上加重划线：拒绝。

僵局持续了整整一周。其间，卡列夫多次私下帮中方穿针引线，他甚至拿出了几张内部试飞照片佐证米格21已进入试制。尽管如此，苏方仍不松口。原因很现实：国防需要、技术保密、以及中苏关系暗潮。最终，中国只能先把米格19谈下来，协议签字的那天是10月19日。

回国后，沈飞立即调整车间布局，确定以米格19P为仿制对象。1958年8月，工装与零件全部就位。12月17日，代号“东风103”的首架样机从沈阳大东机场起飞，飞行14分钟，参数基本吻合设计。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破壳。1964年，它被正式命名为歼-6甲。

不过，卡列夫的那句提醒始终悬在心头——“要米格21”。对歼-6研发团队来说，歼-6只是过渡，真正的大山还在前面。遗憾的是，苏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并无松动迹象。

转折发生在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致电北京，表示愿意出售米格-21F-13及K-13空空导弹。这封信让外界费解。其实，苏联当时在东欧遭遇阻力，外交上需要拉拢中国以平衡局势。抓住机会，中国派出了以刘亚楼为团长的代表团，带着厚厚一摞技术提问清单再次飞往莫斯科。

谈判桌上，苏方态度若即若离，先答应样机供货，再含糊其辞地谈技术包。“图纸必须全套”“材料清单一项不能缺”，中方寸步不让。隔着翻译，双方的语速都在加快。刘亚楼冷冷补上一句：“既然是合作，就别留尾巴。”会议室瞬间安静。几轮拉锯以后，苏联签下制造特许权，附带散装件、材料供应。有意思的是，协议纸墨未干，双方政治气氛却急转直下，许多配套内容终究未能兑现。

技术缺口只能靠自己填。1962年，沈飞调集设计所和工艺部门的骨干，对不完整的图纸进行“反向消化”。涡喷发动机R-11F-300的高温合金尤其棘手，国内材料学界被逼着啃下这块硬骨头。两年后，62式原型机下线，试飞代号定为“歼7”。1966年1月17日，首飞成功。虽然过程艰难，但中国终于握住了真正意义上的马赫2平台。

回头看，米格19的引进经历像一道分水岭。一边是跟跑、模仿，另一边是缺资料也要硬上的自研自改。沈飞厂房外，那只被小心保存的老水杯依旧闪着微光。杯壁上刻着俄文字母，翻译过来是三句话：努力，谨慎，前行。卡列夫当年的摇头，其实指向了更遥远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