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连长靠乞讨走完长征，1952年，毛主席见到他：你可还记得我？

1935年7月的甘南草地，夜风夹着寒气。一个身披破毡的汉子蜷在灌木后，他饿得眼冒金星，却仍不敢摸出仅剩的半块黑面馍。远处，国民党川军的号子若隐若现。汉子叫毕占云，三个月前还是国军连长，如今却成了躲警戒、靠乞讨续命的流浪者。他挨过这一宿，只为继续向北——那里应该有红军，也许还能再见到那个在井冈山递给他半碗南瓜粥的青年指挥员。

草地边缘的藏民村寨给了他短暂庇护。语言不通，他比划着“走路”“打仗”“找同志”，老人愣是领会了意思，塞给他酥油糌粑。毕占云低声说了句“多谢”，转身又钻进夜色。身上那件旧军装早无肩章，大襟口袋里却藏着一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纸——朱德和陈毅写给他的信，落款是1928年9月，他起义前夕得到的那封。信纸提醒他，自己早已不是旧军人的编制，而是未归队的红军官兵。

一年前，他还端坐在桂东团部会议室听阎仲儒训话。阎拍桌喝令：“清党，凡嫌疑者斩！”同僚们唯唯诺诺，毕占云却想起北伐时见到的工农士兵，想起兴国县城墙上写的“打土豪、分田地”。两名被点名的连长向他求生，他塞给对方十二块银元：“趁夜走吧，后面的路靠你们自己。”阎氏部队虽未抓到真凭实据，却还是把他从营长降回连长，并派去湘南打“马前卒”。彼时他心里已决定，第一仗就调转枪口。

1928年9月底，井冈山薄雾缭绕。朱德、毛泽东在黄洋界脚下迎来一支衣衫不整的队伍，仅百来号人，却举着崭新的缴获枪。毛泽东握住毕占云的手，笑问：“跋山涉水，辛苦得很吧？”毕直率回答：“苦就苦在路上，山上倒像回家。”他被编进红四军特务营，担任营长，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历经五次反“围剿”，后来任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仗越打越大，文化却依旧是短板，他随身带着一本拼音课本，逢战斗间歇就请教文化教员“日月水火”的写法。

长征初期，中央军委命他掩护主力突围。他硬是靠山地反复穿插，把追兵拖在方石岭一线。主力安全北上后，他所带不足百人的队伍扩充到两个团。可刚进入四川甘孜，敌机轰炸把纵队冲散，他被迫化整为零。进入藏区时，他甚至用羊皮裹脚替代军鞋，白天躲树林，夜晚摸路。最艰难那段，一天只能分到几撮青稞，饮的是泥水。他自嘲：“一个连长乞饭走长征，这世上独此一家。”

1936年初，他总算打听到红军在陕北集结，于是从甘南绕道西安，再到洛川。进城那天，他瘦得衣袖空荡，乞丐模样，却仍按军人礼节立正。警卫质疑：“你这哪像红军？”他递出那封已被汗渍斑驳的信。值班参谋一看朱、陈的亲笔，立刻敬礼：“跟我来，首长在等你！”老战友们端来热水和杂粮面，齐声喊着“老毕”，场面动容。有人忍不住红了眼圈，毕占云咧嘴： “这么多年，没能给部队添枪，可人还在，总算赶回来了。”

抗日战争打响，他调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任参谋处长，又受派冀东军区司令员。每到一地，他总爱先访乡老，再看地势，叮嘱部队“枪响之前，先把百姓放远点”。同僚笑他婆婆嘴，他呵呵：“挨过地主抽租的人，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正是这种谨慎，让冀东破袭战少有误伤，被当地群众口口相传。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当时身任军区副司令的毕占云写信给友人：“离开井冈山二十载，主席可好？”他没料到真正重逢会是在1952年。那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水利后抵开封。站台上，各路干部列队欢迎。毛泽东下车，目光扫过人群，突然定格。他快步上前：“你可还记得我？一别二十年，你跑哪儿去了？”人群哗然，毕占云挺身敬礼，声音有些发哑：“主席，洛川以后，再没机会见您。”毛泽东拍拍他的臂膀：“长征路上，没人掉队，这回算到齐了。”

那晚，两人相对而坐，茶几上只有花生米和白开水。毛泽东关切询问身体，听说当年靠乞讨走草地，不由感叹：“队伍里像你这样的硬骨头多，革命才成。”毕占云憨笑，说起自己认字已能读《三国》，毛泽东哈哈：“好，等有空给你借《资治通鉴》。”

1955年，毕占云被授予中将军衔，军装换了又换，但衣柜最深处依旧留着那件补丁连补丁的旧棉袄——草地乞讨时的唯一遮风物。他常叮嘱警卫：“别给我丢，这比勋章值钱。”1977年病重，医护想剪掉那身旧衣换新，他摇头：“别剪，还是让它陪着。”74岁的生命在平静的呼吸声里停住，床头柜抽屉里，朱德、陈毅那封发黄的信依旧整整齐齐。

有人统计，长征途中失散又归队的高级指挥员不足十位，毕占云是其中最传奇的一位。靠乞讨、靠藏族同胞的半碗酥油茶、靠一封信撑过两千多公里，他从国军连长活成了红军将领。后辈若问他秘诀，他的回答始终简单：“心里装着穷苦人，就不怕走不出穷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