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深秋的夜风透着凉意。台北一间老式公寓里,红色座机的指示灯闪了又灭。邓雪桂盯着它,手心冒汗。铃声终于被按下,跨越海峡的脉冲奔向湖南大枫树村。那头,侄子邓友爱刚收工,电话里传来沙哑却坚定的七个字:“我回来,你能养我吗”。
沉默不过两秒,老人胸口已翻涌。讲完这句话,他有点后悔,担心自己把仅存的体面丢在了电线里。对一个终身没娶的九旬老兵而言,求助比打仗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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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往前拨。1923年,湖南乡村的孩子多,米少。十五岁的邓雪桂已经能挑百斤谷,识不得几个大字,却爱钻牛角尖。乡亲常说,这娃手脚勤,可惜家里穷。母亲盼他成个样,可柴火都不够用,读书成了奢望。
1948年腊月,国民党部队在湘西紧急补兵。乡梓男人被抓得七零八落,高个子的邓雪桂被推上卡车。身边同伴有人哭,有人骂,他没吭声,只在袖口掏出一截麻绳,想系个结给母亲留信,却被哨兵打落。那一刻,他不知道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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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台湾后,部队按籍贯把兵临时安置,十来平方米的斗室挤四个人。文化高的兵被调去通讯、政工,邓雪桂识字少,只能做杂务。补贴不高,他靠打零工糊口。日子单调,心思却乱:大陆战事已了,该怎样回去?可回去要钱,要手续,还要脸面。他没一样占全。
年复一年,战友有人娶妻生子,有人升官退役。邓雪桂与机会擦肩,不是没人劝他成家,而是没人愿意嫁给没根没底的外省兵。他暗暗认命,把积蓄折成人情,在春节、端午寄去大陆,每次都附一句:“娘在否”。信件漂洋过海,很少回音,他就再写。
1988年,两岸邮路疏通。那年冬天,湖南老家来了回信,字迹歪扭却热辣:娘已殁,兄弟安。邓雪桂握信整夜不睡,第二年便踏上了归途。久别家乡,土路换成水泥,竹林砍了盖房。他跪在母亲坟前,眼泪像破堤的水。给弟妹塞钱时,他半开玩笑:“我没后,钱算彩礼”。乡亲笑声里带感激,这些钱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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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三十一年,他隔五年回乡一次。每回都扛着大包,里面是药、衣、罐头,还有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台币。村里人叫他“台湾桂”,孩子们追着看他带的手表、收音机。老人嘴上说“不值钱”,心里却觉得靠近亲人总算有了热度。
然而年龄不饶人。进入九十岁,邓雪桂髋骨疼得钻心,从床到门口都得挪半天。邻居战友一个个走了,楼道安静得可怕。钱也越花越快,早年那点积蓄抵不过台北高昂的房租和护理费。衡量几个月,他开始考虑回大陆养老,可自尊杠在那里,迟迟拉不下面子。
那通电话是长久犹豫的爆发。他先练习:“我还能活几年”,又改成“我回来,你能养我吗”。七个字,吞吐难言。侄子听出弦外之音,立刻回答:“大伯,我养您。”朴素八字,像燃到最后的蜡烛重新亮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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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手续、买机票,一切比想象顺畅。2020年初春,邓友爱到了台北,把大伯扶下出租车。老兵看着侄子,喃喃一句“路真远”,声音轻,却让同行的司机红了眼。返乡那天,湖南村口锣鼓喧腾。谁都知道,这个白发老人捐过钱、拉过电、修过桥;更重要的,他是四十年漂泊的亲人。
回家的第一晚,炭火烧得旺。邓雪桂坐在堂屋,摸着墙上发黄的全家福。照片里母亲微笑,他少年模样清瘦。灯光摇曳,老人眯眼,像在数屋梁,又像在和过去握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戏剧冲突,一条跨越七十年的弧线总算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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