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恩来在上海医院痛哭并立誓不再探望：看他病成那样还强撑着送我，我这心里实在受不了

01

“张大夫，如果是绝症你就直说，我要争取时间大干一场！”
1964年11月，协和医院的诊室里，面容消瘦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盯着医生的眼睛。
医生张乃峥看着手里的化验单，手心全是汗，这张单子上的结果，要是真说出来，天都要塌了。
为了让这位将军能安心治病，医生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个谎言竟然换来了两架美国侦察机的坠落。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64年的秋天，那会儿北京的天儿已经开始凉了。
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
美国人那时手里有个“杀手锏”，叫BQM-147G“火蜂”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U-2。
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无赖，飞得那叫一个高，动不动就在一万八千米甚至两万米的高空溜达。
它就仗着这一万八千米的高度，在咱们头顶上肆无忌惮地转悠，把两广、福建，甚至大半个中国的地面情况看了个底掉。
这对咱们空军来说，简直就是把脸按在地上摩擦。

负责管这摊子事儿的，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这位爷当年在四野那是出了名的“雷公爷”，脾气火爆，打仗不要命。
可这回，他遇到的麻烦，不是拼命就能解决的。
咱们手里的家伙事儿不行啊。
当时能够得着这高度的，只有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地对空导弹。
但这东西金贵得要命，一共就进口了那么几套，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关键是苏联撤走了专家，零部件断供了，这就是“绝版货”。
用一枚几万块的绝版导弹去打一架无人机，还得看运气，这笔账怎么算都心疼。

那就只能靠飞机硬上。
咱们的主力是歼-6战斗机。
这飞机好是好，但这高度是个硬伤，歼-6的实用升限也就一万七千多米，离人家美国侦察机还差着好几百米甚至一千米呢。
就这一千米，那是生与死的距离。
咱们的飞行员急眼了，开着飞机拼了命往上冲，甚至想出了“撞击”的法子。
10月底的时候，就有个飞行员把炮弹打光了也没够着，最后连人带飞机都摔了。
几千万的飞机，那是国家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就这么没了，刘亚楼心疼得直哆嗦。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节骨眼上，刘亚楼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其实他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拉肚子，浑身没劲儿，但他是个工作狂，一直觉得是累的，扛扛就过去了。
直到1964年11月24日，实在是扛不住了，才在妻子翟云英的强拽下，去了北京协和医院。
负责给他检查的，是免疫学的泰斗张乃峥大夫。
张大夫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可当他拿到刘亚楼的化验单时，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转氨酶300多，比正常人高了四倍。
上手一摸肝区，硬得跟块石头似的，表面还坑坑洼洼。
这在医学上，基本就指向了那个最可怕的字——癌，而且是晚期。

02

这时候，诊室里的空气安静得可怕。
刘亚楼坐在对面，那双还要指挥千军万马的眼睛，死死盯着张乃峥。
他没问能不能治好，也没问还能活多久，而是直接扔出一句话：
“张大夫，我不怕死。如果是不治之症，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得争取时间，大干一场！”
听听，这就叫职业病。
别人得了绝症想的是怎么活命，他想的是抓紧时间把美国飞机打下来。

张乃峥大夫看着眼前这位才54岁的将军，心里那是翻江倒海。
说实话吧，按照刘亚楼那个脾气，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肯定就不治了，直接跑回空军大院去拼命工作，那死得更快。
如果不说实话，那是违反医疗原则的。
最后，张大夫做了一个后来被无数人讨论的决定。
他把化验单往桌上一扣，脸上硬是挤出一丝轻松的笑，语气平淡地说：
“嗨，司令员，没什么大毛病。您年轻时得过肝炎，这一累，旧病复发了，就是个慢性迁延性肝炎，养养就好。”

就这一句话，把刘亚楼给“骗”住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下来。
他高兴不是因为自己没事，而是觉得既然不是绝症，那就意味着还有时间，还能跟美国人的无人机好好哪怕一架。
为了把戏演全套，张乃峥赶紧联系了其他专家会诊，大家心照不宣，统一口径：就是肝炎复发。
但这事儿能瞒住刘亚楼，瞒不住中央。
协和医院第一时间就把真实病情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周恩来拿到报告的时候，心里那是五味杂陈。
刘亚楼才54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空军这摊子事儿离不开他，可这病……
中央很快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哪里条件好就去哪里治！

既然是“肝炎”，那就住院吧。
刘亚楼住进了协和的高干病房，可他的病房，哪怕是护士进去换药都得小心翼翼。
因为那里头哪像个病房啊，简直就是个前线指挥部。
满床都是文件、地图，电话线直接拉到了床头。
那时候，空军为了打下那个飞得死高的美国无人机，简直是愁白了头。
地对空导弹舍不得用，飞机够不着，这仗怎么打？
刘亚楼躺在病床上，脑子里就在琢磨这事儿。
他把空军所有的技术骨干都找来，就在病房里开会。
既然歼-6飞不到那么高，那能不能利用飞机的冲力，像冲浪一样冲上去打？
这招叫“动力跃升”。
说得简单，做起来难如登天。
飞机开足马力往上冲，到了最高点，速度几乎是零，飞机极容易失速，一旦失速就会像秤砣一样掉下来。
而且，留给飞行员开炮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秒钟。
这就好比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还得探出头去打一只飞过的麻雀。

03

11月27日，就在住院后的第三天。
一份几千字的报告从协和医院的病房送到了中央军委。
题目叫《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办法的报告》。
这报告写得那叫一个细。
怎么拉近距离，怎么跃升攻击，怎么把握那只有几秒钟的开火窗口，全是干货。
甚至连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怎么训练，他都写进去了。
如果不说，谁能看得出这是一个肝脏硬得像石头、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人写的？

毛泽东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估计眼眶也是湿的。
主席是何等敏锐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字里行间的急迫。
那是用命在写字啊。
他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亚楼同志，此件已阅，非常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你看，连主席都在劝他听医生的话。
可刘亚楼觉得，自己只是“肝炎”嘛，没事儿，养养就好。

带着这份自信，也是为了更好的治疗环境，刘亚楼转院去了上海华东医院。
到了上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可能是心情好，也可能是药物作用，刘亚楼的病情居然看着好转了，肝也不那么疼了，胃口也开了。
甚至有医生私下里嘀咕，是不是之前北京误诊了？也许真不是癌？
这下刘亚楼更来劲了。
他觉得老天爷这是在帮他，让他留着有用之身去收拾美国人。
他把上海的病房又变成了指挥所。
那时候，空军根据他的设想，已经练出了一套“跃升攻击”的战法。
但这战法风险极大，搞不好就是机毁人亡。
刘亚楼在电话里给部队打气：“只要战术对头，歼-6也能把U-2捅下来！”

1965年1月10日，警报再次拉响。
又一架美国无人机，仗着自己飞得高，大摇大摆地进了内蒙古包头领空。
这回，它不知道下面早就布下了一张大网。
刘亚楼在病床上，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空军作战值班室。
那个电话打得那是杀气腾腾，就一句话：务必打下来！
这一次，咱们没有用飞机硬冲，而是动用了导弹一营。
汪林营长带着战士们，早就憋着一口气呢。
那天晚上8点，包头的夜空亮了一下。
那个在天上横行霸道的“幽灵”，直接被打成了废铁，连残骸都摔得稀碎。
消息传到上海病房，刘亚楼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他对妻子翟云英说：“太好了！一营这次长脸了！咱们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可他不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肆意的大笑。
因为过度的兴奋和劳累，那个被暂时压制住的病魔，正在发起最后的总攻。

04

这种“好转”，其实就是回光返照。
到了1965年4月，哪怕是再乐观的医生，也不敢说话了。
所有检查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原发性肝癌，而且已经弥漫性扩散了。
确诊书下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懵了。
之前那个“肝炎”的谎言，再也编不下去了。
中央直接下了死命令：停止一切工作，全力治病！

可这对刘亚楼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你想啊，他一辈子是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现在让他躺在床上等死，这不就是要他的命吗？
就在确诊后没几天，空十二师师长郑长华来看他。
两人聊着聊着，郑师长叹了口气，说十二师没有歼-6，对付美国飞机太吃力。
此时的刘亚楼，已经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连坐起来都费劲。
但他一听这话，那个霸气的司令员又回来了。
他当场拍板：“我特批给你们四架歼-6！马上调拨！”
这就叫魄力。
都要没命了，还在惦记着给部队换装。

也就是在这期间，4月18日，中南地区传来捷报。
又一架美国无人机被打下来了。
这是第二次胜利。
这一次，就是用的刘亚楼在病床上反复推敲的那套“歼-6跃升攻击”战法。
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刘亚楼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
他微微睁开眼，嘴角动了动，说：“可惜啊，病魔给我捣乱，不然我非得给你们开个庆功会不可！”
这时候，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位将军是在透支自己最后的生命力。
但他还在等一个人。
或者说，有一个人，必须要来看他最后一眼。

4月25日，一架专机降落在上海。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
总理这次来，代表的是党中央，也是代表毛主席，更是代表那帮老战友。
医院那边早就通知了，总理要来。
按理说，病重成这样，躺在床上也是天经地义。
可刘亚楼不干。
他非要护士帮他穿上军装，要把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还要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一样。
妻子劝他躺着别动，他瞪着眼睛说：“总理那么忙还来看我，我怎么能躺着装死？”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骨头里都是硬的。

05

周总理走进病房的时候，眼圈瞬间就红了。
那个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雷公爷”，现在瘦得让人不敢认，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刘亚楼看着总理，反而安慰起总理来：
“总理啊，长征的时候您病得那么重，咱们都挺过来了。现在条件这么好，我这病肯定能治好！”
这话听得在场的人心里都在滴血。
谁都知道治不好了，可谁都不忍心戳破这最后的希望。
周总理握着他的手，那是久久都不愿意松开。
两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战友，就在这白色的病房里，聊着以前，聊着未来，就是不聊现在的病。
总理走的时候，让他好好休息。
可分别的时刻到了，刘亚楼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硬撑着身体，不仅下了床，还坚持要送总理到门口。
护士想扶，被他推开了。
他就那么一步一挪，颤颤巍巍地把总理送到了医院大门口。
在那一刻，他不是一个病人，他是中国空军的司令员，在送别他的首长。

总理上了车，车子启动的那一瞬间，总理再也忍不住了。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
“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那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这是多痛的领悟？
再去一次，就是再让他受一次罪。
这种战友之间的疼惜，比什么豪言壮语都来得真实。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年仅55岁。
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问秘书：“美国人的飞机最近老实了吗？”
刘亚楼这一辈子，从四野的虎将，到空军的奠基人，那是真真正正的“为国干城”。
他走的时候，空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穷二白的样子了。
美国人的U-2也好，无人机也好，在中国领空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
这就像是一个老农，在临死前，看着自家的庄稼地里长势喜人，虽然自己吃不上了，但知道家里人饿不着了，也就闭眼了。

这故事吧，得从一张照片说起。叶霞翟16岁那年，就因为看了一眼胡宗南的照片，这辈子就搭进去了。
1962年3月14日凌晨，胡宗南在睡梦里尖叫了几声，举起手，然后就昏迷了，几个钟头后人就没了。
叶霞翟就那么一直守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胡宗南死后，她就继续教书、写作，到了1981年，她在台北去世，六十八岁。从16岁到68岁，她这大半辈子，都跟那个穿军装的男人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