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赣江边的午后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谈判桌上,陈毅刚把毛笔搁下,只听对面首席代表轻声提醒:“熊主席不耐烦,再拖就要翻脸了。”说话的人是肖纯锦,时任江西农业厅长。就是这位看似温文的知识分子,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暗暗递来三张纸条,引导议程一步步落地,最终换来武功山游击队一纸合法通行证。陈毅离开会场时回头望了一眼,心里记下了这份情分。
转眼过去六年。1943年冬,新四军缺粮急如星火。陈毅带着几名警卫夜宿九江码头,等船时借着昏黄灯光写信——收信人仍是肖纯锦。半个月后,一批粮船悄悄从浮梁、婺源、德兴汇集而来,顺流押送安庆。码头工人悄声议论:“听说那位厅长豁出乌纱帽,才把粮弄出来。”事后果然,有人向江西省府告密,肖纯锦因此被撤去职务。外界冷眼,他却淡淡一句:“能救兄弟部队,值。”
再后来,国民党内部斗争日益尖锐,肖纯锦干脆辞官,跑到上海诚明文学院与学生论古讲经。课堂间隙,他偶尔提起那批粮船,嘴角带笑又带几分失落。懂内情的朋友拉他去喝茶,说句大实话:“老肖,你这叫骑墙。”他抬手止住:“墙在哪里?救命就是天经地义。”
时间推到1953年1月,江西永新县一纸电报直送地委:肖纯锦,旧省府委员,属国民党高干,按反革命处理。公文迅速生效,行刑日定在正月初八。县里抓紧排练枪决流程,连狙击手站位都标了红圈。外人眼里,这只是新政权清剿残余的又一环节,根本没人想起他当年的暗中雪中送炭。
偏偏有人想起了——程孝福。她连夜乘车赶沪,1月14日上午立在上海市政府门口,泪声嘶哑地对警卫说:“救命!”陈毅刚批完文件,被告知市府门口有人自称肖夫人,他愣了一下,随即大步迎出。见面没寒暄,女人一句话:“首长,救我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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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沉声问清缘由,脸色顿变,抓起电话:“接江西省委。”线路嘶嘶作响,他简单交待来龙去脉:“正人同志,肖纯锦不能杀,他当年救过新四军,救过我。务必立即放人,赔礼护送来沪。”短短几十字,没有任何客套。
陈正人办事向来利落。电话放下不到半小时,吉安地委、永新县委相继接到指令。永新县刑场外,刽子手正验枪,忽闻紧急来电,忙撤。县里干部后怕得直揉额头:“差一分钟就开枪了。”
三日后,朱继先代表地委亲赴永新,登门赔礼,又陪肖纯锦坐专车赴南昌,再转沪宁线。沿途车站工农干部见状议论:“听说是真正的学者,不是死硬反革命。” 潜台词里,态度已悄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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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的上海乍暖还寒,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陈毅戴灰色呢帽,亲自迎上前,伸手扶住老朋友:“这条命,可把我吓坏了。”肖纯锦拍拍陈毅的胳膊,淡淡回一句:“教书先生命贱,没想到还值这么多电报费。”
当晚,一桌家常菜,几杯绍酒。陈毅先和市委统战部交换意见,随后面对肖纯锦郑重提出:去复旦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兼任上海政协委员。关于待遇、住房、票证,一并落实。肖纯锦听完,低头抿酒,道一句:“行,给学生上课我最拿手。”
二月初,陈毅赴京述职,将此事原原本本报告毛泽东。主席侧头思量片刻,说道:“党要有气度,别人救过咱们,咱们也得护着人家,这才像话。”简单几句,算是盖了章。陈毅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此后十余年,肖纯锦埋头治学,课程颇受学生追捧。1968年春,他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六岁。遗体告别仪式上,几位老新四军干部静静站在灵前,他们没多说话,只在挽联写下八个字:危难相济,赤子襟怀。
这桩从枪口下拉回一条命的往事,折射的不是单纯的恩怨清算,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与承认。敌我转换并不稀奇,罕见的是在纷繁更迭中仍有人记得昔日的雪中之炭;也罕见有人愿为这份旧情承担风险。陈毅一句“不能杀”,重的不只是个人情义,它让后来者明白:革命胜利后,光明正大地对待曾伸出援手的人,不失为一种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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