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主席婉拒西柏坡熟人探望，当得知名字后立即吩咐：快请进来

1948年仲夏的一个午后，华北平原热浪滚滚，西柏坡村口却因为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而人声鼎沸。那天，毛主席刚踏进村界，还没来得及换下身上沾着尘土的长衫，便被簇拥而来的父老乡亲围在中央。队伍里，有个梳着两根小辫、眨巴着黑葡萄般大眼睛的小姑娘在人堆间钻来钻去，她就是后来大家口中的“小樱子”。这位天真烂漫的十二岁孩子，并未意识到，她与毛主席的一段缘分已在此刻悄悄开启。

在西柏坡的那段时间，中央机关昼夜运转，会议一场接着一场。紧张之余，毛主席偶尔会到村头河滩散步。小樱子总是神出鬼没地提着竹篮跟上，把刚摘的新枣递过去。毛主席乐得和她闲聊，问功课、问家事，甚至亲手教她在地上写“团结”二字。村干部回忆，说主席对孩子的耐心和对群众的细心几乎是同一种温度。

同年的12月26日，西柏坡第一次为毛主席过生日。没有隆重的仪式，几盘家常菜，一篮红枣。小樱子把枣倒在桌角，还嘻嘻哈哈地补上一句：“枣送人，篮留下，明年我还来。”一句童言，让毛主席爽朗大笑，院子里飘散的却是久违的轻松气息。这份质朴礼物，此后多年都被主席提起。

时间推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忽然问身边工作人员：“西柏坡老支书进城了吗？把他闺女也请来。”于是，小樱子坐上吉普车，从平山的山路直奔北平城。那天，她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望着礼炮声中万众齐呼的“万岁”，既兴奋又紧张。她后来回忆，自己其实更关心的，是主席会不会注意到那只熟悉的竹篮——篮里依旧是挑出来的大枣，圆滚滚，喜气洋洋。

然而世事瞬息。1950年代后，西柏坡恢复了往日宁静，中央机关北迁，小姑娘也渐渐长大。她嫁到北京延庆，成了别人眼里的普通农妇。为了贴补家用，她常把那只竹篮装满山楂或鸡蛋，进城挑着沿街叫卖。市面熙攘，没有人知道，那只旧篮子曾见证过共和国的黎明。

1972年末，老支书病重，拉着女儿的手嘶哑叮嘱：“要是还有机会，替爹向主席问声好。”嘱托像一粒火种烫在心口，小樱子再难平静。三年后，1975年12月26日，毛主席迎来八十二岁生日。中南海里，主席刚用过午餐，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警卫轻步进门，低声汇报：“门口有人自称平山县人，要送寿礼。”主席摆了摆手：“客就免了吧。”

门口的争执却没有停。守卫反复说明规矩，那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仍固执地抱着竹篮，不肯后退半步。她急切报出名字，又报出一串主席身边人的名字，声音带着哭腔：“您进去说一句：西柏坡的小樱子在门外！”这句话最终传到了病榻旁。毛主席猛地睁眼，神情一动，声音忽然提亮：“快，快请她进来！告诉同志们，她是老朋友。”

几分钟后，屋门轻启。那熟悉的竹篮先露了头，篮里仍旧放着酸甜山楂。小樱子——或者说如今的樱娘——扑通跪在床前，哽咽得一句话连不成句。毛主席伸手想拉她，却因体力不支，只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屋内电灯柔黄，两人相对无言，时间仿佛倒流回西柏坡的夜色里。

“这些年过得可好？”主席努力把声线放柔。樱娘擦泪，小声回答：“老家连年减产，庄稼人日子难。”她不敢多说，只把父亲去世前的嘱托一字一句讲出。毛主席沉默片刻，眼眶潮红，终于点头：“放心吧，我会再想法子。”

当晚，毛主席吩咐厨房加了几道家乡菜，与警卫和这位老朋友简单吃了顿寿饭。席间，他只吃了一小块红烧肉，却坚持把山楂分给每个人。他笑道：“小樱子的礼物，总得大家一起尝才甜。”众人都知道，主席对这位西柏坡小妹的情分，比山楂更真。

隔日清晨，樱娘告辞。她步出中南海大门时回头望了望，那座灰墙红门在冬阳下静默庄严。她心里明白，也许这就是诀别。三个月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遍神州。听到广播的那一刻，樱娘瘫坐在炕沿，失声痛哭，惟有紧紧抓住那只旧篮子。

后来的西柏坡，田野发生巨变。技术员带着插秧机、一摞摞试验数据往来不停，水稻亩产翻番。村民说，主席当年一句“先育苗后插秧”，如今成了写进课堂的常识。至于那位曾让主席在病榻上起身招呼的“小樱子”，她承包了养鸡场，日子越过越红火。1984年，她作为观礼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望着广场上彩旗招展，轻轻摸了摸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竹篮，嘴角扬起温暖的笑。那只竹篮没有镀金，没有宝石，却像一段朴素却珍贵的岁月，把一位伟人与一位普通农妇的情义，牢牢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