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她已去世9年，2个儿子今都定居美国，晚年独自在国内生活

提到徐玉兰这个名字，哪怕对越剧不那么熟悉的人，多少也听过她塑造的“宝哥哥”有多么风华绝代。

这位越剧宗师，“徐派”艺术的开创者，在舞台上留下了无数经典。

2017年春天，96岁的徐玉兰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个名字曾和《红楼梦》里的宝哥哥紧紧绑在一起，隔着收音机的电波，隔着剧场的幕布，走进过无数中国人的心里。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越剧徐派宗师生命里最后的那些年，是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独自熬过的。

距离她去世已经9年了，如今再提起徐玉兰，很多年轻一辈可能已经不太熟悉，但在越剧迷心里，她就是永远的“宝哥哥”。

那些年，她往台上一站，水袖一甩，眼神里的俊逸灵动，把贾宝玉的痴、真、愁演得入木三分。

全国巡演的时候，剧场外总能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张票能等上大半天，散场后还舍不得走，围在后台门口，就为了看她一眼，喊一声“宝哥哥”。

徐玉兰这一辈子，好像都在为越剧“让路”。

12岁的她离开家乡浙江余姚，进了越剧科班学戏。

那时候学戏有多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天不亮就要起来练基本功，压腿、吊嗓、练身段，稍微做得不好就会被师傅罚。

她是科班里最能吃苦的一个，别人练一个小时，她就练两个小时，因为她心里清楚，想在戏台上站稳脚跟，没有捷径可走。

凭着这份狠劲，徐玉兰很快就崭露头角。

从跑龙套开始，慢慢成了科班的台柱子，后来到了宁波、上海演出，名气越来越大。

她的嗓子亮堂，唱腔洒脱，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尤其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让她彻底火遍了大江南北。

1958年《红楼梦》越剧电影上映后，更是万人空巷，徐玉兰的名字，成了越剧的一张名片。

可事业的高光背后，是对家庭的亏欠，这份亏欠，从两个儿子出生时就开始了。

1950年左右大儿子俞小勇出生，那时候正是戏班排演《北地王》的关键时期。

《北地王》里有很多高难度的跪跌动作，为了保持身段，也为了不影响演出，徐玉兰一口发奶的食物都不敢吃。

结果就是，大儿子从出生到长大，从来没喝过一口亲妈的奶水。

更让她愧疚的是小儿子俞小敏的出生。

1960年戏班排演任务紧，她怀了孕却没法停工。

为了保住台上“翩翩公子”的形象，不让观众看出怀孕的痕迹，她用宽腰带死死勒住隆起的肚子，每天照样上台演出，唱念做打，一点都不含糊。

可她不知道，这样的坚持，给孩子带来了一辈子的伤害。

小儿子俞小敏出生后，医生检查出有先天畸形的鸡胸，告诉徐玉兰，再不治疗可能会终身残疾。

那一刻，徐玉兰的心像被狠狠剜了一下，疼得说不出话。

她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掉，心里全是自责。

可第二天锣鼓一响，她只能擦干眼泪，换上戏服，再次站上舞台，变成那个无忧无虑的宝哥哥。

在徐玉兰的心里，“戏比天大”这四个字，刻得太深了。

可这四个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对孩子的亏欠瞬间。

儿子们小时候深夜发高烧，都是外婆和丈夫抱着去医院打针，她因为要演出，只能在后台焦急地等着消息；

孩子过生日，她很少能陪在身边，常常是演出结束回到家，孩子已经睡着了；

她错过了儿子们的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错过了他们成长里的太多重要时刻。

有一次，她演出结束回家，看到小儿子手上留着输液的针眼，小小的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忍不住把孩子的手捧在手里，偷偷掉眼泪。

后来她跟身边的人说，下辈子再也不唱戏了。

这话不是矫情，是一个母亲揉碎了心之后的真心话。

徐玉兰的爱情，曾经也像越剧里的才子佳人故事一样美好。

那时候她在宁波已经是名角，收入不菲，却偏偏看上了一个薪水只有她百分之一的小学老师，俞则人。

别人都不理解，问她图什么，她只说，图他的清高风骨，图他的温柔体贴。

1954年两人组建了小家庭，徐玉兰以为，往后的日子，就是事业顺利，家庭美满。

1976年文弱的俞则人在惊恐中自缢身亡，留下了55岁的徐玉兰，还有瘫痪在床的瞎眼婆婆，以及两个尚未完全长大的儿子。

天一下子就塌了，徐玉兰感觉自己被推进了深渊。

她不敢哭，更不敢让婆婆知道真相——婆婆就这一个儿子，要是知道独子没了，肯定撑不住。

于是徐玉兰吞下了所有的丧夫之痛，跟小姑子和儿子们商量好，一起给婆婆编了一个长达三年的谎言。

她像往常一样，每天伺候婆婆穿衣、吃饭、擦身，还学着丈夫的口气给婆婆写假信，信里说自己被派去外地工作，暂时回不来。

每个月她都会以丈夫的名义，给婆婆寄去家用，让婆婆放心。

那段时间，她活得像个“演员”，只不过舞台从剧场搬到了家里。

台上，她要演《北地王》里的悲愤，演《西厢记》里的多情，把所有情绪都倾注在角色里；

台下，她要演一个“丈夫在外工作”的妻子和儿媳，把悲伤藏在心里，对着婆婆强装笑脸。

这场没有喝彩的家庭短剧，她演了三年，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可她从来没跟任何人抱怨过。

1979年丈夫终于平反了，徐玉兰这才敢把真相告诉婆婆，可老人年纪大了，又盼了儿子三年，根本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没撑几天就走了。

徐玉兰披麻戴孝，亲手送走了婆婆，这才卸下了压在心头三年的千斤重担。

有人说她演技好，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不是演技，是一个女人在崩塌的命运里，硬撑着的狠劲。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徐玉兰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绝对不让两个儿子再走自己的路，绝对不让他们学戏。

她在越剧里吃了太多苦，跪坏了膝盖，受过批斗，还亏欠了家庭，她不想让儿子们再承受这些。

所以当两个儿子表现出一定的艺术天赋时，她果断地阻断了他们入行的可能。

后来，儿子们提出想出国留学，徐玉兰二话不说就支持了。

她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儿子们去美国读书。

她想着，儿子们去国外发展，能有个安稳的生活，不用再像自己一样辛苦，这就够了。

可她没想到，这个看似“为孩子好”的决定，让她和儿子们之间，隔了万水千山。

大儿子俞小勇、小儿子俞小敏在美国纽约慢慢扎根，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活成了徐玉兰期望的“有出息”的样子。

可上海的家里，却只剩下徐玉兰一个人。

儿子们很孝顺，知道她年纪大了，每年都会寄来鱼油、钙片这些保健品，还会寄来美元，让她好好照顾自己。

可这些冰冷的东西，根本填不满她心里的孤寂。

有一次儿子们让她去美国探亲，她去了，可待了没多久就想回来。

她说，美国的房子再大，也没有上海的老房子亲切；美国的饭菜再香，也没有家里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她舍不得上海的老观众，舍不得一起唱戏的老同事，舍不得她一辈子热爱的越剧舞台。

最终她还是回到了上海，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守着她的越剧魂，继续熬着相思苦。

那些年徐玉兰虽然不怎么上台演出了，但只要有越剧相关的活动，她都会尽量参加。

她会去戏校给学生们讲课，手把手地教他们练身段、唱唱腔，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下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拿出儿子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

她会想起儿子们小时候的样子，想起自己因为演出错过的那些时光，心里全是遗憾。

她也会想起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想起那些虽然辛苦但还算安稳的时光，眼泪就会悄悄掉下来。

这样的孤寂日子，一直持续到2014年。

这一年，93岁的徐玉兰因为冠心病、糖尿病加重，彻底倒下了。

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俞小敏接到消息后，没丝毫犹豫，放下了在美国的一切，立刻赶回了上海。

从这以后，他就一直守在徐玉兰的病榻前，照顾她的饮食起居，陪她说话，给她讲美国的趣事。

大儿子俞小勇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频繁地往返于美国和上海之间，尽可能多地陪伴母亲。

这三年，是徐玉兰晚年最精神、最安心的时光。

虽然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说话都变得吃力，但身边有儿子们陪着，她的脸上常常会露出笑容。

她会听儿子们讲在美国的生活，会跟他们说起自己年轻时唱戏的日子，说起那些难忘的演出，说起那些喜欢她的观众。

那些压在她心里一辈子的愧疚和遗憾，好像都在这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慢慢被抚平了。

她这一辈子，把最好的年华、最好的状态都给了越剧舞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撑起了越剧徐派的一片天；

可她自己的生活，却满是亏欠和遗憾——亏欠了儿子的童年，亏欠了丈夫的陪伴，晚年还承受了无尽的孤寂。

如今徐玉兰已经去世9年了，她的两个儿子依然定居在美国，过着安稳的生活。

偶尔有人提起徐玉兰，他们都会骄傲地说，母亲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而那些喜欢徐玉兰的观众，依然会翻看她当年的演出视频，听她唱的《红楼梦》，怀念那个永远的“宝哥哥”。

其实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完美的传奇。

徐玉兰不是神，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热爱越剧的演员，一个心怀愧疚的母亲，一个坚韧隐忍的女人。

她用一辈子的时间，在事业和亲情之间做着抉择，咬碎了牙关，在遗憾的缝隙里，硬开出了一朵属于自己的花。

她的戏唱完了，她的人生也落幕了。

但她留下的越剧徐派艺术，还有她身上那份对热爱的坚守、对家庭的担当，会一直被记住。

就像她唱过的那些戏一样，永远留在岁月里，留在无数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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