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午,罗布泊上空升起的那朵蘑菇云像针一样扎进陈士榘的心。戈壁滩空旷无声,他盯着冲天火球,激动得连军帽都忘了扶正。有人凑过来,大声提醒:“司令员,成功了!”陈士榘只是点头,喉咙里却憋出一句听不太清的“报捷电发北京”。二十天后,北京元旦军民联欢会上,毛主席拍拍他的胳膊,笑道:“你们做窝,他们下蛋,中国人说话算数。”一句“大功”,陈士榘记了一辈子。
时间晃到1973年春,人民大会堂里花香浓郁,陈士榘脚步沉稳却难掩激动。他刚跨进门,就听见毛主席扬声:“陈士榘同志,你我还是一个山头的呢!”两人相视而笑,记忆瞬间被拉回四十六年前的井冈山。毛主席接着问:“当年上山的人还有多少?”陈士榘微微一怔,迅速在脑子里划拉那张早已斑驳的名单,“大概还有二十多人吧。”听到这个数字,毛主席叹了口气:“我们这些人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呀。”话音落下,大厅里短暂安静,空气里只有窗外树叶拍打玻璃的声音。陈士榘咬了咬嘴唇,郑重回答:“这全托主席的福。”
要弄清这句对答背后的分量,还得把钟拨回到1927年初秋。那年9月,陈士榘才十八岁,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小兵,顶着大檐帽站岗。深夜值班,他看见一个瘦高、留长发、走路一瘸一拐的先生,在灯下神采奕奕。“小同志,我是毛泽东,要找卢总指挥。”对方声音不高,却透着股笃定。陈士榘不敢怠慢,匆匆引路。刚转过走廊,副官杨立三迎面跑来,“润之,可把你盼来了!”一句话掷地有声,陈士榘耳边嗡嗡直响——原来这人就是毛委员。
几天后,部队在一所废弃学校操场集结,毛主席披着蓝布长衫,脚伤滴血仍站得笔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有落脚点。找不到,就上山!上山不是当土匪,是建立新政权。”操场静极了,只有远处虫鸣。有人低声嘀咕“上山当匪”,毛主席微微一笑,“敌人骂咱匪,那就让他们骂去,我们要打掉的是剥削制度。”这番话像火把,照亮一群迷惘青年的心。陈士榘暗暗攥拳,认定要跟着这个戴草帽、说湖南话的领导人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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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的雾气潮湿而清冷。1928年2月,新城战役打响,红军第一次与正规军较量。作战方针是“围三缺一,网张西门”,毛主席命令部队从正面佯攻,主力从竹林绕道切入。敌人一个营外带宁冈靖卫团,没撑到天亮就土崩瓦解,三百余人俘虏,枪支堆成小山。陈士榘当时是排长,冲进新城卫生所时,床铺上还散着温热棉被,他心里“咯噔”一下:若不是抢先一步,倒下的就是自己。战后总结会上,袁文才、王佐再也不质疑毛主席这个“教书匠”的指挥本事。
随后几年,陈士榘经历瑞金反“围剿”,踏过雪山草地;长征途中,他在腊子口组织爆破,为主力撕开通道。1937年,抗日烽火蔓延到北方平原,他率工兵连凿开黄河冰面,配合八路军夜渡天险。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冀鲁豫野战兵团转战千里,稳准狠地拔掉国民党守备要塞,靠的仍是当年井冈山学到的那套“侦察—包抄—快速解决”。1952年,陈士榘奉命组建解放军工程兵,戈壁荒漠里打钻探洞,外人或许只看见黄沙,他却看见未来的火焰。
建设“两弹一星”基地是苦差事。风沙一来,营房顶棚像鬼嚎,水井盐碱味呛人。陈士榘在工地蹲了二十三年,常年灰头土脸,血压偏高。有人劝他调回北京,他摆摆手:“窝没打好,哪来下蛋?”一句大白话,道尽军人本色。1964年爆炸成功,当天夜里,他在野战帐篷写完长达三十页的工程总结,烛火把眉毛都熏卷了。
1973年的那次接见,是两位老战友最后的握手。毛主席眼睛因白内障泛着浑浊,却仍盯着陈士榘的脸:“老陈,你现在天天修工事,可别忘了身体。”陈士榘刚想回话,主席挥了挥手,“行了,记得井冈山的苦,就不怕现在的累。”一句“行了”,是首长的叮嘱,也是兄长的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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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陈士榘少有机会再进中南海。他把全部精力留在西北,把每根钢筋都当作子弹来用。1995年盛夏,病榻前,妻子李峥轻声问:“这一生,你最爱谁?”老人闭着眼,嘴唇发青,却清楚吐出两个字:“毛主席。”说完,他的手指颤了颤,仿佛在敬军礼。7月22日,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归于平稳。
从秋收起义到罗布泊爆炸,两代革命事业在同一条脉络里完成传承。那句“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并非感慨生命长度,而是珍视走过刀山火海后仍坚守初心的重量。毛主席走了,陈士榘也走了,可当年井冈密林里回荡的“上山当大王”依旧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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