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能杀人”的鲁迅，为何在抗日时候不发声？原因很意外

1936年10月1日，鲁迅用颤抖的手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进行签名。那个时候墨迹晕开的样子就好像是咳出的血点一样。这份文件是他生前最后参与联署的文件，后来常常被用来质疑他在抗战时期的沉默情况。毕竟和郭沫若的《抗战颂》或者茅盾的《烽火》系列相比起来，鲁迅的抗日姿态确实显得比较冷淡。

可是当翻开1932年2月4日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的名字紧跟在茅盾之后，联名抗议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再看1935年他给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很明显写着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搅和在一起。这种反差如同他晚年对冯雪峰的调侃：我如果是喇叭的话，早被当局撅成铁皮了。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鲁迅被贴上不抗战的标签，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小报攻击所引发的。《社会新闻》曾经发文称他与内山完造相互勾结，理由是鲁迅常常前往书店喝茶。《文艺座谈》则更为直接地给鲁迅扣上帽子，声称他借助日本势力来躲避灾祸。这样的污蔑在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达到了高峰。当时鲁迅带着家属躲避到内山书店，竟然被演绎成投靠日本间谍。但是这些人故意忽略的是，在避难的期间鲁迅还对《三闲集》进行了校订，书中包含《友邦惊诧论》，清清楚楚地指责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据辽吉，炮轰机关。

我认为鲁迅的沉默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他在《且介亭杂文》中提到当时的文禁非常严格，比罐头还要严密。公开地去责骂日本马上就会被删除帖子，还不如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例如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中对炸进来和炸进去的循环进行讽刺，在《文章与题目》中戳穿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他在给萧红《生死场》作序的时候说，在明丽新鲜的笔致之下，蕴含着北方人民对于生存的坚强，这如同他的迂回战术一样。

更为关键的是鲁迅对表演式抗日感到厌恶。在1933年他创作了《赌咒》，对有些人将誓杀敌喊得极为响亮，但实际上却既像盗贼又像娼妓的行为进行了嘲讽。在《战略关系》中更是直接指出诱敌深入不过是投降的遮羞布。这种清醒使得他宁愿被误解，也不愿意混入摇旗喊的合唱之中。如同他临终前对日本记者所说的：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族，就算祖国变成沙漠也不会停止斗争。这句话比空喊口号要厉害得多。

那我们再来说说，鲁迅的抗日行动大多隐藏在文化方面的安排之中。他在帮左联起草纲领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的艺术应当是献给革命阶级的。他扶持萧军、萧红这类东北作家，实际上就是为沦陷区留存精神火种。甚至在1936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是担心国防文学会变成政治宣传的喇叭。这其中的深谋远虑，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最具力度的反驳体现在时间方面。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离世。全面抗战到1937年7月才正式爆发。要是一定要让他为抗战发声，那么在时间上是存在错乱情况的。但是就在他去世前18天，他还在联合宣言当中呼吁不区分派别地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这种跨越党派的宏大格局，反而比仅仅单纯地反对日本更加贴近抗战的本质。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鲁迅的抗日并非是那种处于较高位置的形势。他的抗日好似地下流动的暗河。当别人在舞台上挥舞拳头的时候，他在为青年作家修改稿子，在为逃亡的文人筹集路费，在向沦陷区邮寄油印刊物。如同他早年放弃医学而选择文学的原因，治疗精神方面的病症比治疗身体上的伤痛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