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好色又贪杯，抛弃怀着三胎的妻子，却才华惊世，让后世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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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乐坛有一位备受瞩目的鬼才，他的名字常常让人赞叹。他就是黄霑，凭借他创作的歌曲，流传了半个世纪，成为了香港乐坛不可忽视的巨匠。不过，他的私生活却充满了争议，虽然是好酒、好色，但他的才华却无人可否定，依旧被后世敬仰，成为了乐坛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传奇之一。

谁能想到，《上海滩》那首深入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歌曲居然是黄霑在厕所里花了二十分钟匆忙创作出来的？那时候，他甚至连黄浦江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却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写出了浪奔浪流的画面感。有人问他怎么能写得这么真实，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写歌靠的是心，而不是眼睛。

1980年的那个深夜，顾嘉辉的一通急电差点把黄霑逼疯。曲子谱好了，《上海滩》明天就要录，歌词却还是一张白纸。这若是换个循规蹈矩的填词人，恐怕早就去翻方志、查地图，甚至要把那个年代的旧报纸翻烂。可黄霑偏偏不是这种人，他活了三十九年，愣是一回都没踏进过上海滩，别说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他连黄浦江究竟往东流还是往西淌都不知道。

憋得满头大汗时，他躲进了那个最私密的避难所——厕所。满屋子烟雾缭绕，肚子也不争气地疼，就在手指头要把头皮挠破的时候，冲水马桶轰隆一声巨响，水流卷着漩涡奔涌而去。那一瞬间的宣泄感，像是把脑子里的淤塞也一并冲开了。这不就是江湖吗？哪里需要看什么地图，是这股子不管不顾、来了就挡不住的劲头！

他扯过手边的卫生纸，“浪奔、浪流”六个字就这么顺着笔尖淌了出来。前后不过二十分钟，那一股子根本不存在于地理课本上、却真实存在于国人心气里的“滔滔江水”，就这样定格成了永恒。第二天顾嘉辉拍着大腿喊绝，旁人追问他是怎么把没见过的景写活的，他大概会把你当傻子看：心里的江湖够野，还需要看真的水吗？

这股子“野劲”并非灵光一乍现，而是他骨子里自带的嚣张。到了1990年，那又是另一番折腾。徐克要拍《笑傲江湖》，把黄霑折磨得没了脾气。歌词交了六稿，那个著名的怪才导演愣是全给退了回来，理由只有一个：不够令狐冲，少了那股子野味。

黄霑大概是被逼急了，把自己关进书房，翻箱倒柜找出那本泛黄的《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当看到“大乐必易”那四个字时，他悟了——既然复杂的行不通，那就玩最简单的。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被他倒着弹了一遍，从“羽”往回排。这次他学乖了，传真发过去时附带了一句近乎泼妇骂街的狠话：“爱要不要，不要拉倒！”

结果怎么样？那个在录音棚里拉着徐克、罗大佑灌下大半瓶白酒，跑调跑到姥姥家却还要把醉笑声收录进去的版本，成了绝响。那一曲《沧海一声笑》前奏刚起，就像是一壶烫嘴的老酒浇在心口，谁听了不想吼一声“江湖再见”？那不是写歌，那是黄霑把自己半辈子的狂妄都揉进了音符里。

但黄霑的狂，从来都不止是在纸笔之间。如果你回到多年前的喇沙书院，能看到一个八岁的瘦猴正攥着拳头往前冲，因为听说有个家伙欺负了他亲弟弟。那个被他视为死敌的男孩叫李小龙。

哪怕被打得鼻青脸肿、门牙摇晃，这孩子也不服软，他甚至能在惨败后玩阴的，趁李小龙上厕所时偷偷去扒人家裤子。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未来打遍天下的功夫巨星非但没翻脸，反而对着做鬼脸的黄霑笑了。这种“打出来的交情”，大抵就是一种臭味相投的惺惺相惜。

可这种毫无顾忌的性子，到了感情世界里，就成了一把伤人的双刃剑。世人都知道那个1976年的派对。黄霑看见了那个刚从李小龙亲哥哥李忠琛身边离开的才女林燕妮，一眼万年，直接就把家里怀着八个月身孕的结发妻子华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根本不屑于做什么公关修饰，对着媒体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坏的男人”。

为了把这股爱意昭告天下，他敢在金庸家里跪地求婚，请这位武侠泰斗写下“黄鸟栖燕巢”、“林花沾朝露”的嵌名联。他带着林燕妮开广告公司，甚至在镜头前肆无忌惮地秀恩爱，那种热烈像极了一场高烧。

只可惜，烧得越猛，凉得越透。当两人闹翻时，体面这东西被黄霑撕得粉碎。没人确切知道是为了所谓的小秘书还是因为他在珠宝店里的一丝犹豫，大家只看到分手后的黄霑崩溃得像个丢了玩具的巨婴。老友黄永玉劝他失恋也要讲究个“诗意”，他却红着眼睛吼回去：想上吊的人哪还有心思搞什么诗意？

如果你只看到这里的热闹，或许会觉得他是个永远站在聚光灯下撒泼的顽主。但命运最喜欢在人最高光的时刻，冷不丁地给你一闷棍。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的一地鸡毛没能放过盲目跟风投资的黄霑。

仿佛一夜之间，他就从那个不可一世的香江才子，变成了负债千万的落魄户。同时失去爱人和财富，他在公寓的高层窗前站了许久，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心里琢磨的是跳下去能不能一了百了。

把他从死神手里拽回来的，是一句最朴素的念头：妈还在，债没还。你看，哪怕混账了大半辈子，那个传统的、有着韧性底色的广东男人魂魄还在。为了还债，他彻底放下了那张即使被打肿也要充胖子的脸面。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

商场里的跑场主持、小成本的低俗综艺、甚至是以前看不上眼的口水歌。那句流传甚广的“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困顿中憋出来的。有人嘲笑他晚节不保、自降身价，他却把脖子一梗：能还钱，能让老妈过得好，这才叫体面。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就在这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他竟然背起书包去了香港大学。一个写了一辈子流行歌的人，要去钻研冷僻枯燥的博士学位。这显然不是为了那个文凭来混饭吃，导师都劝他凭资历随便糊弄一下就行，他偏不。他一头扎进故纸堆，抱着《乐记》、《词源》死磕，写了厚厚一沓笔记。

最后交出的那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甚至为它专门刻了一枚闲章——“不信人间尽耳聋”。哪怕眼下没人懂他，哪怕流行已逝，他也要较这个真，这种倔强，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炭，不管泼多少冷水，里面还是滚烫的。

命运似乎总觉得对他考验不够。2001年，肺癌找上了门。换做常人，哪怕不是呼天抢地，也该是一脸苦相。可黄霑是什么人？化疗把那一头标志性的头发搞没了，他就索性把这颗光头当成了道具。他拉来罗家英和麦嘉，凑成了“三个光头佬”，在节目里拿着自己的病体开涮，调侃化疗省了理发钱。

朋友们去看他，本做好了安慰病人的心理建设，结果反倒是他戴着那顶掩饰光头的帽子，笑得没心没肺。他说这辈子值了，没亏待过自己。这种笑声里裹着的，不是盲目乐观的甜腻，而是尝遍了黄连之后，还能砸吧出一丝回甘的通透。

2004年的那个冬天，香港冷得刺骨，但黄霑的送别会却热得烫人。金庸拄着拐来了，倪匡红着眼眶来了，抱着吉他的罗大佑来了。成千上万的市民站在风里，手里没拿挽联，心里哼的却是他写下的句子。有人说，黄霑走了，江湖就远了，甚至江湖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