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们陈家的脸，都被你这个女人丢尽了！”爷爷指着我妈的鼻子，怒声咆哮，声音震得桌上杯盘嗡嗡作响。
话音未落，那记响亮的耳光就狠狠甩在我妈脸上，清脆的声音瞬间压过了包厢里所有虚伪的欢笑。
母亲捂着脸，眼里的光瞬间灭了，泪水夺眶而出，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她叫了二十多年“爸”的男人。
我没有哭，也没有像父亲那样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我的血液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迅速变冷，凝结成冰。
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我一言不发地站起身，径直走向那个堆放杂物、无人问津的包厢角落。
元旦这天，天亮得特别晚，灰蒙蒙的，像一块浸了水的脏棉絮，沉沉地压在城市的上空。
清晨六点不到，厨房里就传来了细细碎碎的声响。我妈赵秀兰已经起来了，她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棉袄，正在小小的厨房里忙碌着。
“今天是你奶奶大寿，都高兴点。”她一边将刚蒸好的寿桃包小心翼翼地放进保温盒，一边对刚刚起床的我念叨。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刻意的轻快，但那双熬得微微发红的眼睛和紧绷的嘴角，却泄露了她内心深处掩饰不住的紧张。
我爸陈建军在客厅里熨烫他那件唯一的体面外套，蒸汽熨斗发出“嘶嘶”的声响，像一声声无力的叹息。
“到了那边，少说话，多笑脸。”他头也不抬地嘱咐我妈，“你二叔二婶那张嘴，你又不是不知道，说话不好听，你多忍忍，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又转向我，语气里带着几分请求：“小兰，你也是，别跟他们计较，听见什么就当没听见。女孩子家家的，大方一点，别让人说我们小家子气。”
这种每年都要上演一次的“预防针”大会，像一道无形的紧箍咒，提前勒紧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神经。
它清晰地预告着，即将到来的，不是一场庆祝生命与亲情的寿宴，而是一场需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考验。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我妈身边，帮她把那件她攒了好几个月工资才买下的羊绒衫装进一个漂亮的礼品袋里。
那件羊绒衫是深紫色的，奶奶喜欢的颜色，料子摸上去柔软又厚实，我妈在商场里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她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我妈看到了我手上的动作，脸上露出了一丝浅淡的笑意，那笑容里带着疲惫。
“小兰，再帮我把那盒寿桃包拿过来，小心点，别碰坏了造型。”
她指的是放在餐桌中央的那个大保温盒。那里面是她今天凌晨四点就起床，亲自和面、调馅、一个个捏出来的寿桃包。为了那个粉嫩的颜色，她用红曲粉试了十几次，才调出最满意的色泽。
我小心翼翼地捧起那个盒子，能感觉到里面传来的、温热的重量。那不只是食物的重量，也是我妈沉甸甸的、卑微的期盼。
我把保温盒递给她，她接过去，又打开盖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每一个“寿桃”都完好无损，这才满意地重新盖好。
“好了，就这些了。”她拍了拍手，似乎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仪式。
就在这时，我爸陈建军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他一边系着领带，一边焦急地看手表。
“快快快，要迟到了！”他嘴里催促着，脚步匆忙。
经过餐桌时，他的胳膊肘不小心重重地撞在了那个保温盒上。
“哐当”一声闷响，保温盒被撞翻在地。
盖子弹开了，十几个白里透红、造型精致的寿桃包，骨碌碌地滚了出来，散落一地。有的被摔扁了，有的沾上了地上的灰尘，原本喜庆的造型变得狼狈不堪。
时间，在那一瞬间仿佛静止了。
我爸的动作僵住了，他低着头，看着满地的狼藉，脸上的表情从焦急变成了懊恼和慌乱。
我妈脸上的那点浅淡的笑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责备，只是快步走过去，蹲下身，看着那些被毁掉的心血，眼神一点点地暗了下去。
“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我爸急得直跺脚，他弯下腰，想去捡，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你看我这……这毛手毛脚的！”
我妈没有理他。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捧起一个被压扁了的寿桃包。她用手指，徒劳地、轻轻地，试图将那凹陷下去的面皮重新捏出圆润的弧度。
可那面皮已经塌了，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心，也跟着那个寿桃包，一起塌了下去。
“算了，秀兰，别弄了，都脏了。”我爸在一旁手足无措地说，“别带了，就带那件羊绒衫就行了。心意到了就行，不差这个。”
我妈固执地摇了摇头，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不行……这是我亲手做的……”
她把那个摔坏的捡回盒子里，又去捡另一个。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收拾一地破碎的希望。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从茶几上抽了纸巾，帮她把一个沾了灰的寿桃包擦干净。
我爸看着我们，脸上的焦躁愈发明显：“哎呀，别弄了！真的来不及了！你爸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为了这几个包子，到时候又要挨骂！”
我抬起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爸，这是妈早上四点就起来做的。”
我爸被我这句话堵得一噎，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只是更加烦躁地在原地踱步。
我妈像是没听见我们的对话，她只是专注地、沉默地，把所有寿桃包，无论好坏，全都一个个捡回了保温盒里。
她站起身，重新盖好盖子，然后对我说：“小兰，用湿布把盒子外面擦一下。”
我照做了。
我们母女俩像是在进行一场沉默的、庄严的仪式。
整个客厅里，只剩下我爸焦躁的踱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刚刚熨烫平整的衬衫，似乎又被无形的压力揉出了新的褶皱。
终于收拾妥当，临出门前，我爸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
是爷爷陈德海打来的。
我爸慌忙接起，脸上立刻堆起了近乎谄媚的笑容。
电话那头，爷爷的声音又硬又冲，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口气，那音量大到我隔着几步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怎么还没到？建业他们一家早就到了！一个个都磨蹭什么呢？还想不想来给你妈过生日了！”
我爸连声应着：“爸，爸，我们出门了，马上就到，路上有点堵车，马上马上！”
挂了电话，他的脸色比外面的天色还要难看，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看了一眼我妈手里的两个盒子，一个装着昂贵的羊绒衫，一个装着摔坏的寿桃包，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只是催促道：“快走吧！”
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可我只觉得一阵阵发冷。
我妈坐在副驾驶，她把那个装着羊绒衫的漂亮礼品袋紧紧抱在怀里，双手紧紧攥着袋子的提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
那个装着她几个小时心血的保温盒，被她放在了脚边，像是某种被遗弃的、羞于示人的东西。
她一路都在小声地、机械地背诵着那几句早已烂熟于心的祝寿词，仿佛这是一场关乎命运的考试，她已经搞砸了一门，现在必须拼尽全力保住剩下的一门。
我知道，她不是怕说错话，她只是怕，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在那群人眼里，都是错的。
我们抵达酒店包厢的时候，里面已经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二叔陈建业和他老婆刘春燕，还有他们的儿子，我的堂弟陈浩，正簇拥在爷爷奶奶身边，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
二叔口沫横飞地讲着他装修公司今年的“辉煌战绩”，二婶则在一旁眉飞色舞地补充，时不时把手机里陈浩拿到的什么竞赛奖状递给亲戚们传阅，引来一片夸张的赞叹。
我们一家三口的出现，像一滴冷水滴进了滚油锅里，短暂地“滋啦”一声，然后迅速被蒸发。
“哟，大哥大嫂可算来了，还以为你们工作忙，把妈的生日都忘了呢。”二婶刘春燕最先开口，她那双精明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嘴角挂着一丝皮笑肉不笑的弧度。
我妈的脸瞬间就有点白，她连忙快走几步，将手里的礼品袋递到奶奶面前，脸上挤出一个有些僵硬的笑容：“妈，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奶奶王桂芬没什么主见，一辈子都活在爷爷的影子下，此刻也只是习惯性地笑了笑，伸手接过。
她还没来得及打开看看，二婶就眼疾手快地凑了过去，一把将袋子里的羊绒衫扯了出来，拿在手里抖开。
“哎呀，这羊绒衫看着不错嘛！”她夸张地叫了一声，然后话锋一转，手指在衣服上捻了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纯羊绒的，现在外面假货多，大嫂你可别被人骗了。这东西水深着呢，得会看才行。”
一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了我妈的心上。
那精心挑选的、承载着她所有孝心和期盼的礼物，瞬间就被贴上了“可能是假货”的标签，变得廉价而可疑。
我妈的笑容彻底僵在了脸上，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春燕，怎么说话呢。”我爸在一旁尴尬地打圆场，声音小的像蚊子哼哼，“你大嫂还能买假货不成？”
爷爷陈德海从始至终都靠在太师椅上，只是在礼物拿出来的时候，才懒懒地撩起眼皮瞥了一眼，然后淡淡地吐出几个字：“有心就行了，坐吧。”
那态度，冷淡得像是对待一个上门推销的陌生人。
我们一家三口被安排在了桌子的末尾，离主位最远的位置。
宴席开始前，亲戚们陆陆续续到齐了。
这是一场盛大的、以血缘为名的表演。每个人都戴着恰如其分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漂亮话。
二叔陈建业是全场的焦点。他端着酒杯，游走在亲戚之间，高谈阔论，唾沫星子横飞。
“……那个单子，不大，也就两百来万。主要是甲方认我这个人，说我做事敞亮！”
“浩浩这孩子，随我，脑子活。老师都说了，这孩子的目标就得是清华北大，现在正准备让他学托福，过两年就送出去，开开眼界！”
每当这时，总会有亲戚象征性地把话题引到我身上。
“小兰现在做什么工作呀？听说做设计的？”一个远房的姑婆问道。
我还没开口，二婶刘春燕就立刻“关切”地抢过话头：“我们小兰那工作也挺好，有前途！就是设计师太辛苦了，天天加班画图，我听说辐射还大。女孩子嘛，熬成黄脸婆以后找对象都难。”
她顿了顿，用一种“为你着想”的语气总结道：“依我看啊，工作差不多就行了，还是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最实在。你看我们家浩浩，以后肯定是要找个能在事业上帮衬他的媳妇。”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包裹着糖衣的毒药。
表面上是关心，内里却充满了鄙夷和贬低，不动声色地就把我妈引以为傲的女儿，描绘成了一个辛苦劳碌、前途黯淡、嫁人都难的大龄剩女。
我看到我妈的头垂得更低了，她只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低声说：“多吃点。”
我能感觉到，她夹菜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面无表情地吃着饭，味同嚼蜡。
包厢里灯火通明，映着一张张或吹捧、或嫉妒、或麻木的脸，像一出荒诞的戏剧。
而我们一家，就是这出戏里，最不合时宜的、沉默的观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包厢里的空气被酒精和各种吹捧加热到了一个虚假的沸点，每个人脸上都泛着油光和红晕，仿佛真的沉浸在一种其乐融融的家族温情之中。
轮到小辈们挨个给奶奶敬酒送祝福了。
二叔陈建业一家自然是打头阵。
他端着满满一杯白酒，先是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祝福的话，逗得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然后，他话锋一转，将酒杯对向了上座的爷爷。
“爸，说起来，还是您有远见，有魄力！”二叔的声音洪亮，确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听见，“当年，要不是您拿出那笔钱，力排众议支持我下海创业，我陈建业也没有今天！我敬您一杯！您老的眼光，就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这番话一出，桌上的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
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朝我们这边瞟了过来。
二叔口中那笔所谓的“钱”，是我们家所有矛盾的根源，是埋在这个家族地基下的一颗地雷。
十几年前，老宅拆迁，爷爷奶奶分到了一笔十万块的拆迁款。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爷爷做主，将这笔钱平分给了两个儿子，一家五万。
我二叔陈建业，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辞了职，开了一家小小的装修公司。
而我爸陈建军，则用这笔钱的大部分，供我上了市里最好的美术特色班，为我后来的艺术生之路，铺平了最关键的一块砖。
这件事，成了爷爷陈德海和二婶刘春燕心中永远的一根刺。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里，把钱投资在孙子身上，是理所应当，是家族的延续和希望。
而把钱花在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孙女身上，那简直就是败家，是把金子往水里扔，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二叔这番话，明面上是感恩戴德，实际上，却是蘸着毒药的箭，精准地射向了我爸我妈。
我爸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面前的饭碗里，他端起酒杯，猛地灌了一口，酒液呛得他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
我妈则停下了夹菜的动作，那双拿着筷子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指节泛白。
果不其然，二婶刘春燕立刻心领神会地接过了话茬。
她动作夸张地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两个厚厚的红包，那鲜红的颜色在灯光下刺眼得很。
她把其中一个，用一种近乎炫耀的姿态，塞到了她儿子陈浩的手里。
“浩浩，这是妈给你的新年红包，一万块。你拿着，就当是提前给你准备的留学基金了。到了国外，别省着，好好学习，给咱们老陈家争光！”
陈浩得意地接过红包，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谢谢妈！您放心，我肯定比某些人有出息！”他说着，还挑衅似的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哎，这孩子。”刘春燕嘴上嗔怪着，脸上却满是藏不住的得意。
然后，她捏着另一个明显薄了很多的红包，施施然地站起身，走到了我的面前。
她把那个红包递到我眼前，脸上挂着一种虚伪到令人作呕的“慈爱”笑容。
“小兰啊，来，这是二婶给你的。两百块，不多，你拿着买点零食吃。女孩子嘛，工作再辛苦，也别亏了嘴。”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能让全桌人都听清。
“一万”和“两百”，这个赤裸裸的对比，像一记无声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脸上。
她不是在给红包，她是在用钱，公开地、残忍地，羞辱我们。
我没有动，甚至没有抬眼看那个红包。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油渍，仿佛那里有什么绝世的风景。
我爸急了，他连忙站起来，搓着手，脸上挤出讨好的笑：“春燕，你看你，太客气了。小兰都工作了，哪还能要你的红包，快收回去，快收回去。”
“哎，大哥，你这话说的。”刘春燕立刻拉下脸，佯装不悦，“我给孩子一点零花钱，怎么了？这是我做二婶的一点心意，难道你们还看不起我这点钱？”
她这话，把我们逼到了死角。
收下，是自取其辱。
不收，就是“不识抬举”、“看不起她”。
就在我爸左右为难，急得满头是汗的时候，我妈，那个一直沉默着的赵秀兰，缓缓地站了起来。
她伸出手，没有去接那个红包，而是轻轻地把我爸按回了座位上。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刘春燕，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声音里却带着一丝无法忽视的颤抖。
“春燕，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小兰已经长大了，能自己挣钱了，这个红包，我们不能要。”
刘春燕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她嗤笑一声，把红包往桌上一拍。
“自己挣钱？大嫂，你别逗我了。她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什么的？我这可是好心，怕孩子在外面受委屈。你们怎么还不领情呢？哦——”她故意拉长了音调，“我知道了，你们是嫌少吧？也是，毕竟当年五万块钱都舍得砸下去，现在自然是看不上我这两百块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急着辩解。
“那你是什么意思？”刘春燕不依不饶，步步紧逼，“当着全家人的面，驳我的面子，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觉得我们建业现在发达了，你们心里不舒服，故意给我们添堵？”
一直没说话的爷爷陈德海，这时终于慢悠悠地开了口。
他用筷子头敲了敲桌子，发出“笃笃”的声响。
“秀兰。”他连名带姓地叫我妈，语气里满是不悦，“春燕给孩子红包，是她做长辈的心意，你们扭扭捏捏的干什么？收下！”
这最后两个字，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
我妈的身体猛地一颤，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公公。她没想到，他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盆脏水泼到她的头上。
她咬着嘴唇，眼圈瞬间就红了，却还是固执地站在那里，没有动。
她的沉默，彻底激怒了刘春燕。
她收起了那副伪善的面孔，露出了刻薄的、尖酸的真面目。
她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了擦油亮的嘴，用一种尖酸刻薄又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对着我妈赵秀兰开了火。
“可不是嘛，大嫂。”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嘲讽，“当年那五万块钱，要是在我们家，现在都不止换一台车了。你看现在，建业生意做大了，浩浩以后也要出国，这钱花得才叫值！”
她顿了顿，目光像刀子一样，直勾勾地剜着我妈，那眼神里充满了赤裸裸的鄙夷。
“不像你们，把钱全砸在一个丫头片子身上，这么多年，听见个响声了吗？”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学那个画画又不能当饭吃！最后还不是要嫁人，成了别人家的人？”
“现在工作一个月挣那点钱，够买几件好衣服的？我听说你们家到现在还住那个老破小吧？连套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以后结婚，还不是得你们老的把棺材本都贴进去，让人家婆家看不起！”
“到时候，丢的还是我们陈家的人！”
刘春燕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刀刀见血，狠狠地捅在我妈的心窝上。
她不仅全盘否定了我存在的价值，更是将我妈这十几年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培养我的所有心血，贬低得一文不值，甚至上升到了“丢陈家的脸”的高度。
我妈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变得惨白如纸。
她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身体也因为极度的屈辱和愤怒而微微颤抖。
这么多年，她忍了无数次。
为了家庭和睦，为了我爸不为难，为了我能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里长大，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了肚子里，用沉默和退让，维护着这个家摇摇欲坠的和平。
但今天，刘春燕的话，触碰了她唯一的、不可撼动的底线——我。
“春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妈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前所未有的颤抖和决绝。她终于抬起了头，直视着刘春燕。
“钱是爸妈给的，怎么用是我们家的事。小兰上学有什么不对？她现在工作好好的，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这是我妈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反驳。
刘春燕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就炸了毛，立刻拔高了音量：“哟，还学会顶嘴了？我说错了吗？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呢？就培养出这么个东西？以后谁敢要你家这种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这是好心提醒你们，别到时候坐吃山空，哭都没地方哭！”
“算了，算了，秀兰，少说两句，大过节的……”我爸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
他像往常一样，试图息事宁人。他伸手去拉我妈的胳膊，想把她按回座位上。
这个动作，成了压垮我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丈夫的懦弱，和妯娌的刻薄，像两座大山，同时向她压来。
她猛地甩开我爸的手，眼圈瞬间就红了，积压了二十年的委屈和怒火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她指着刘春燕，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你管好你自己家就行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家那点破事！”
“反了你了！”
一声雷鸣般的暴喝，让整个包厢瞬间死寂。
是爷爷陈德海。
他“霍”地一下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因为愤怒，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用那根因为常年拄着拐杖而变得粗壮的手指，直直地指着我妈的鼻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寿宴上大呼小叫！春燕说错了吗？我们陈家的脸，都被你这个搅家精丢尽了！”
我妈被这声暴喝吓得浑身一颤，刚刚燃起的勇气瞬间被浇灭了。
她眼泪在眼眶里疯狂打转，看着眼前这个她叫了二十多年“爸”的老人，委屈地、徒劳地辩解着：“爸，我没有……”
她的话还没说完。
“啪！”
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了整个包厢。
那声音是如此的突兀和刺耳，以至于所有喧嚣、所有音乐、所有虚伪的笑声，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爷爷陈德海，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竟然几步上前，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给了我妈一个耳光。
时间仿佛被放慢了。
我看见我妈的头被打得猛地偏向一边，几缕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
我看见她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公公，那双总是盛满温柔和忍让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震惊、屈辱和彻底的破碎。
大颗大颗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顺着她的指缝，决堤而下。
爷爷打完，似乎还不解气，又指着她的鼻子，用尽全身力气骂道：“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一个女人家，没大没小，没点规矩！滚一边去！”
整个包厢，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亲戚都惊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手里的筷子和酒杯都停在了半空中。
奶奶王桂芬张了张嘴，发出一点无意义的呻吟，却不敢上前。
我爸陈建军，彻底懵了。他像个木桩一样杵在原地，看着自己被打的妻子，和暴怒的父亲，一张脸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手足无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叔和二婶的脸上，则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混杂着惊愕和得意的神情。
而我，从始至终都坐在那里，冷眼旁观。
我看着这场由他们亲手导演、并且愈演愈烈的闹剧。
直到那一记耳光落下。
直到我看见母亲脸上清晰的五指红印。
直到我看见她滑落的、滚烫的泪珠。
我眼中的所有光，都熄灭了。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冰冷的寒意。
我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冲上去扶住哭泣的母亲，也没有对着爷爷咆哮质问。
我的心里，异常的平静。
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缓缓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的动作很慢，慢到每一个关节的转动都清晰可闻。
身下的椅子腿与酒店光滑的地砖摩擦，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嘎吱——”声。
这声音，像一把生锈的刀，划破了包厢里凝固得令人窒息的空气。
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也没有惊慌。
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的目光，像一台冰冷的摄像机，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扫过那个打完人后兀自喘着粗气、依旧满脸“正义凛然”的爷爷。
扫过那个站在原地，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不知所措、满脸愧疚与懦弱的父亲。
扫过那个捂着脸，身体因无声的哭泣而剧烈颤抖、整个世界都已经崩塌的母亲。
也扫过了那对脸上还未来得及完全收起幸灾乐祸表情的二叔和二婶。
最后，我的目光定格在满桌狼藉的杯盘上。
那些冒着热气的“福禄寿喜”，那些色彩鲜艳的菜肴，那些象征着“团圆美满”的食物，此刻看起来是如此的讽刺，如此的令人作呕。
我没有走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转过身，迈开脚步，朝着包厢的角落走去。
我的脚步不快，甚至有些沉重，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哒、哒、哒”，每一下，都像敲在所有人的心跳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死死地跟随着我的背影，他们不明白，这个一向文静得近乎没有存在感的女孩，到底要干什么。
那个角落很不起眼，堆放着一些备用的椅子和杂物。
因为包厢老旧的木门有些关不严，总会“吱呀”一声自己弹开一道缝，酒店的服务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根铁棍，随手立在那里，用来抵住门。
那是一根约莫一米长的实心铁棍，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
我走到墙角。
在所有或惊愕、或疑惑、或警惕的目光中，我弯下腰。
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根铁棍。
一股冰冷刺骨的、粗糙的质感，瞬间从我的手心传来，像一股电流，顺着我的手臂，直窜心脏。
我握住了它。
金属的重量超出了我的想象，沉甸甸的，压得我的手腕猛地向下一沉。
我攥紧了铁棍，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它从墙角提了起来。
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奶奶王桂芬，她发出一声短促而尖利的惊叫：“小兰！小兰你要干什么！”
二婶刘春燕脸上的得意和看好戏的神情瞬间凝固，转而被一种原始的恐惧所取代。她下意识地抓住了二叔的胳膊，身体控制不住地往后缩，仿佛我手里提着的不是一根铁棍，而是一条择人而噬的毒蛇。
爷爷陈德海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
他先是震惊，随即转为暴怒。这个习惯了用权威和暴力解决一切的老人，第一次在他最看不起的、最没有存在感的孙女眼中，看到了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东西。
“你……你这个疯丫头！你想干什么？！”他色厉内荏地咆哮着，用手指着我，“把那东西给我放下！快放下！”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颤抖。
我没有理会任何人的叫喊。
然后提着它，向他们缓缓走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