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

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张占斌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3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623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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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伴随着紧迫的时间要求，距离目标实现仅剩十年左右的时间。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特别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一制度创新使中国赶上了时代步伐。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作为2035年的既定目标。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提法在党百年历史的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现，彰显了党和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奋勇前进的坚定信念。该目标的实现，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这一时间紧迫的战略目标，社会各界对其如期实现的可行性存在一定关切。虽然将目标写入文件并不等同于自动实现，但这实际上立下了“军令状”，体现了党中央在反复衡量与深入讨论后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坚定决心。关于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性，可从以下六个维度进行深入理解：

第一，应对国际形势极端复杂变化的迫切要求。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必须有效应对全球变局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只有构建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切实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

第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历史抉择。面对扑面而来的科技革命浪潮，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经验，把握新的机遇。近代以来，中国因落后挨打付出了沉重代价。“李约瑟之谜”与“韦伯疑问”等学术命题，都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未能发生在中国表示了深层追问。究其主要原因，既有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亦有经济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带领人民知耻而后勇，奋起直追，终于赶上了时代步伐。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在关键时期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并以此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才能为中国未来发展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这就要求科技必须实现自立自强，而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支撑。

第三，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性特征与跨越陷阱的必由之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由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转变为个位数增长。起初，全党对于这一变化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统一，仍有观点倾向于依靠资源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粗放型增长。然而，面对有限的资源与变化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要求必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等技术陷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切实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样亟需构建优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体制完善，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带动经济上行，进而增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得到实质性保障。

第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战略支撑。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要求必须构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该体制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经济国际化水平及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特别是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水平，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走向世界，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第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与制度基石。中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亟需强大的动力与制度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带动其他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因此，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其意义重大。

尽管建设这一体制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其中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的生产关系中仍存在不合理因素，未能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尚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呼声。

二、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是既定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其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的生产关系中仍存在若干不合理因素，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风险。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诸多“卡脖子”难题。尽管近年来我们在突破技术封锁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变。正如部分学者所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就要求我国的技术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应用层面，必须实现更多原创性、从“0”到“1”的突破性发展。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进程艰难曲折。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过程中，风险识别的难度极大。近年来，各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及布局未来产业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如何精准选择技术路线、如何有效识别风险以及把控投入力度等困扰。各级政府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部分地区仍存在“跟风”发展、“一刀切”执行以及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在未来的体制建设中加以改进。

第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中仍存在诸多堵点、痛点和难点。尽管我国在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中央近年来也集中发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突破了一些具体障碍，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打破壁垒，可能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坚持与努力，才能从根本上完善市场体系。

第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的精准把握仍有欠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其中精准把握二者边界确实是难点所在。越是艰难，越能考验党和国家的能力与水平。具体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干预过多、违规操作等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腐败与寻租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政府信用问题，如部分地方政府长期拖欠企业账款，难以及时兑现承诺，引发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的不满；三是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前几年出现的所谓“远洋捕捞”式跨区域逐利性执法问题，虽然仅发生在局部地区，但社会影响极坏，对企业市场热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期间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这距离2018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虽有时隔，但再次讲话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鼓励民营企业坚定信心，调动更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攻坚有待深化，调动资本和民营企业积极性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但目前改革遭遇诸多瓶颈。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诸多困境，市场准入受限，部分领域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现象，民营企业投资机会减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缺乏抵押品和担保，融资难度大、成本高。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甚至存在“合成谬误”，导致政策效果不佳。政商关系有待改善，部分地方存在违规执法、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如何进一步调动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仍需进行大量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核心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保持积极性，让资本不再感到“懈怠、紧张、焦虑”，从而构建更优良的政商关系，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认真的探索。

第六，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的深层矛盾。将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作为重要战略，必须多管齐下，其中收入分配改革应及时跟进。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呈现出复杂化趋势，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部分人群收入出现下降，导致经济预期转弱，进而影响消费行为。因此，如何在当前背景下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解决老百姓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投资于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与内涵

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具备明确的特征与深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的更有效与更节约。这是体制建设的基础性要求，旨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这一环境要求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以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必须服从于市场规律，确保经济运行符合客观法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越协调，就越能实现活力释放与有效监管的辩证统一，使市场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

第三，市场主体的充分保护。必须毫不动摇地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推动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核心目标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这要求在基础制度规则、市场监管等方面实现公平统一，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坚决破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制度方面——如产权制度、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及监管制度等，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尚佳，在制度建设及补足短板漏洞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推动。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和政府的决心。因此，我们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能够逐步走出一个“牛市”，以此更好地改善经济发展预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四、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第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必须顺应这一共同特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与经验。回顾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与突破。从最早设立经济特区、“春天的故事”唱响中国，到加入WTO，再到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以及近期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这一系列历程表明中国在探索制度开放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但仍需进一步推动该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第三， 关键时期的紧迫任务。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这也标志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了关键节点。中央特别强调要扩大双边开放、单边开放，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实行自主开放，实质上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行办法扩大开放。因此，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揭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紧迫性。其中，海南自贸港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探索路径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期待其能取得更大进展。

五、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

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必须统筹处理好以下几组重大关系：

第一，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协同共进的关系，也是动力释放的重要过程。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的核心。双方需精准定位、协同发力。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个比较优势的共同发挥。必须强调的是，“有效市场”的前提往往是“有为政府”在先。如果政府能够“有为”且严守规则，就有可能推动市场有效；反之，若政府不能“有为”或不守规则，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很难要求市场有效，也难以要求市场主体守规。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既要强调“做大蛋糕”提升效率，也要强调“分好蛋糕”促进公平。

第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提法体现了党的守正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的是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自立自强，更加注重国内大循环的实现，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第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内外联动、拓展空间的关系。协调好这两个市场对现代化至关重要。过去一年，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外贸出口实现大幅增长，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但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内贸与外贸，仍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大事。

第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两者应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第七，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实现均衡发展与共同繁荣。

第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因素。民营经济也是“自己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关系，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成长的重任。它们之间不是“有你没我”的零和博弈，而是互相成长、互相帮衬的“亲兄弟”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将更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