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志绥回忆录》相关医疗档案及专家访谈记录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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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一位83岁的老人停止了呼吸。
新华社于当日下午4时向全世界发布了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讣告中只用了"因病医治无效"六个字来说明死因，没有具体病名，也没有详细说明。
这种表述方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罕见，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关于这位伟人真正的死因，却成了医学界和历史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
根据公开的医疗记录显示，从1971年开始，这位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就出现了明显变化。
他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症状：肢体震颤、行动迟缓、言语不清、吞咽困难。
这些症状的组合，让许多医学专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综合征。
198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当年医疗组成员的回忆文章陆续发表，关于帕金森病的猜测在民间流传开来。
然而，当记者和研究者试图向当年的医疗专家求证时，得到的答复却出奇地一致："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或者"有些事情不方便公开。"
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争论。
【一】1966-1971：身体状况的转折期
要理解晚年的健康问题，需要从1966年说起。
1966年7月16日，73岁的伟人在武汉横渡长江。
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他在长江中游了一个多小时，行程约15公里。
这次游泳被拍成照片广泛传播，照片中的他精神矍铄，挥手向岸边群众致意。
这次横渡长江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事件。
从表面上看，一个73岁的老人还能在长江中畅游，身体状况似乎相当不错。但医疗组的记录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根据保健医生的观察记录，从1966年开始，他的睡眠质量就开始下降。
原本每天能睡6-7个小时，逐渐变成了4-5个小时。
他开始频繁地在深夜醒来，醒来后就再也难以入睡，只能让工作人员给他读书或者看文件。
1969年前后，他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明显改变。
他原本的作息时间就比较特殊，经常工作到深夜，但这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规律。
有时候他会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然后睡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又会整夜不睡，一直看书到天亮。
医疗组的医生们注意到，他的饮食习惯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变化。
他本来就不太注意饮食规律，经常一天只吃一两顿饭。
但从1969年开始，他的食欲明显下降，体重开始减轻。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增进食欲的药物，但效果并不理想。
1971年，医疗组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心电图显示有轻度的心肌缺血，肺部透视发现有肺气肿的迹象。
这些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但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工作强度，医疗组还是建议他减少工作量，多注意休息。
然而，这些建议很难得到执行。
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他对医生的建议常常置若罔闻。
医生让他按时吃药，他经常忘记；让他定时休息，他却坚持要工作。有时候医生劝说得急了，他还会发脾气。
就在这一年，医疗组的护士们注意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他的右手开始出现轻微的颤抖。
【二】1972-1974：症状的逐渐显现
1972年，这位领导人刚满79岁。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耄耋之年"，身体出现一些衰老的迹象本属正常。
但医疗组观察到的症状，却让他们感到了某种不安。
护士长吴旭君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大约从1972年春天开始，她发现老人家走路时开始有些不稳。
起初她以为是地面湿滑或者老人家走得太快，但后来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他走路时步幅变小了，脚抬得不高，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像是需要重新找平衡感。
这种步态改变起初并不明显，只有经常陪在身边的工作人员才能察觉。
但到了1972年下半年，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需要用手撑着扶手，走路时身体会微微前倾，转身时动作变得缓慢而僵硬。
更引人注意的是手部的震颤。
根据工作人员的观察，他的右手在静止时会轻微颤抖，但当他要拿东西或者写字时，这种颤抖反而会减轻。
这个特征后来被医学专家认为是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之一——静止性震颤。
1972年底，他的说话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他原本说话声音洪亮，湖南口音虽重，但吐字清晰。
但从这时起，他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音量也降低了。
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身边的人才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医疗组对这些症状高度重视。
他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血液检查、心电图、脑电图、肺部X光等。
检查结果显示，除了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外，并没有发现特别严重的异常。
1973年，医疗组请来了北京几家大医院的神经科专家会诊。
专家们经过仔细观察和检查，初步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但当时的医学检查手段有限，无法做出明确诊断。
有一位神经科专家私下向医疗组组长提出，这些症状很像帕金森综合征。
但这个猜测当时并没有被正式写入医疗记录。一方面是因为诊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各种复杂的因素。
1974年，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一年发生了几次让医疗组高度紧张的事件。
2月的一天，他在会见外宾时突然站不稳，身体向前倾倒，幸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及时扶住了他。
这次差点摔倒的事件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会见结束后，医疗组立即进行了紧急会诊，讨论是否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治疗措施。
还有一次，他在卧室里走动时突然双腿发软，坐倒在地上。
工作人员赶紧把他扶到床上，叫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后发现血压偏低，心跳也比较弱。
这次事件之后，医疗组开始24小时值班，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从1974年开始，他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需要别人的帮助。
穿衣服需要工作人员帮忙，洗漱也需要人扶着。
他自己也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但仍然坚持工作，坚持会见外宾，坚持阅读和批阅文件。
这一年，医疗组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扩大医疗组的规模，调集更多的专家来参与医疗工作。
除了内科、心血管科的医生，还专门请来了神经科、呼吸科、老年病科的专家。
这个扩大后的医疗组，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医学专家。
【三】1974-1975：医学诊断的困境
1974年下半年，扩大后的医疗组开始定期召开会诊会议。这些会议的记录，后来成为研究这位伟人晚年健康状况的重要资料。
根据解密的部分医疗档案，当时的医疗组面临着几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症状的复杂性。
他不仅有运动障碍的症状，还有心脏、肺部、消化系统等多个器官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有某种内在联系，医生们一时难以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诊断手段的局限。
在1970年代，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虽然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神经影像学方面还比较落后。
当时还没有CT扫描，更没有核磁共振。
要诊断帕金森病这样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还是依靠临床症状观察和简单的神经系统检查。
第三个问题是患者的不配合。根据医护人员的回忆，这位老人对各种医疗检查都很抵触。
抽血化验、拍X光片这些相对简单的检查，他都经常拒绝。至于一些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检查，更是难以进行。
医疗组的神经科专家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帕金森病的可能性。
支持这一诊断的专家列举了以下证据：
- 静止性震颤：右手在静止时颤抖
- 肌强直：肌肉僵硬，活动时有阻力感
- 运动迟缓：动作明显变慢，起身、转身都很困难
- 姿势步态异常：走路时身体前倾，步幅变小
- 面部表情减少：虽然不是典型的"面具脸"，但表情确实比以前少了
但也有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
- 病情进展速度不符合典型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通常进展缓慢，但这位患者的症状在短短两三年内就明显加重了。
- 有明显的认知功能波动。帕金森病患者通常智力正常，但这位患者有时候会出现意识模糊、反应迟钝的情况。
- 伴有多系统症状。除了运动障碍，还有明显的心肺功能问题，这不像单纯的帕金森病。
有专家提出，这可能不是原发性帕金森病，而是继发性的帕金森综合征，即由其他疾病（如脑血管病）引起的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
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这可能是多系统萎缩或者路易体痴呆这样的复杂神经系统疾病，这些疾病的症状与帕金森病相似，但病理机制和预后都有所不同。
还有专家提出了脑血管病的可能性。
通过简单的神经系统检查，他们发现患者有一些脑血管病的体征。
多次小的脑梗塞可能造成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同时也能解释认知功能的波动。
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最后，医疗组采取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做法：不追求明确的病因诊断，而是针对各种症状进行对症治疗。
对于运动障碍，医疗组尝试使用了一些改善帕金森症状的药物，包括左旋多巴等。
但这些药物的效果并不理想，有时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对于心脏问题，给予了强心、改善心肌供血的药物。
对于肺部感染，及时使用抗生素。对于睡眠障碍，给予适量的安眠药。
1975年，他的病情出现了几次波动。
有时候状态稍好一些，能够坐起来工作几个小时；有时候状态很差，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意识模糊。
这一年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的用药种类越来越多。
有时候一天要吃十几种药，包括心脏病药物、抗生素、营养药、安眠药等等。但这些药物并没有阻止病情的恶化。
【四】1976年初：雪上加霜的打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
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这个消息传到他那里时，他沉默了很久。
虽然两人在工作中有过分歧，但毕竟是相识近半个世纪的战友。
那天，工作人员看到他的眼眶红了，这是很少见的。
周总理的去世，对他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候会突然说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医疗组的记录显示，从1976年1月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加速恶化。
首先是心脏功能明显下降。
心电图显示出现了更严重的心肌缺血，有几次还出现了心律失常。
医生不得不增加心脏药物的剂量，同时准备了急救药品和设备。
其次是肺部感染反复发作。
他本来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到了这个时候更加严重。咳嗽、气喘、呼吸困难成了日常状态。医生给他吸氧，但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再次是吞咽功能出现问题。他吃饭越来越困难，经常被食物呛到。
工作人员只能把食物做得很软、很烂，尽量方便他吞咽。但即使这样，他的食量还是越来越小，体重持续下降。
言语功能也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了1976年年初，他已经很难说出完整的句子。有时候工作人员守在旁边，要通过他的手势和眼神来猜测他的意思。
偶尔他想要表达什么，会用颤抖的手写几个字，但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
最让医疗组担心的是意识状态的恶化。
从2月开始，他经常出现意识模糊的情况。
有时候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叫他的名字也不应答；有时候又会突然清醒过来，要看文件或者询问一些事情。这种意识状态的波动，让医疗组非常紧张。
3月初，医疗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面对可能随时到来的最坏情况。
会议记录显示，当时的讨论非常严肃。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按照目前的病情发展速度，患者可能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
医疗组需要做好各种准备，包括急救措施、抢救方案等。
会议决定，将医疗组分为三班，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
卧室里配备了完整的急救设备，包括心电监护仪、除颤器、呼吸机、各种急救药品等。
每一班都必须有内科、心脏科和神经科的医生在场。
同时，医疗组还制定了详细的抢救预案。
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心脏骤停、呼吸衰竭、严重感染、脑血管意外等——都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措施。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措施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一个83岁的老人，多器官功能衰竭，医学能做的实在太少了。
5月初，医疗组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通知。
上级部门要求医疗组整理一份关于患者病情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需要说明发病时间、主要症状、诊断依据、治疗措施以及预后判断。
这个要求让医疗组陷入了困境。
组长召集主要专家开会讨论如何写这份报告。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凝重。
几位专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发言。
最后，那位神经科权威专家打破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