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邓逸凡赴越南之前，遭妻子阻拦，邓：人家老韦也是新婚燕尔

1950年6月25日清晨，南京雨后的空气带着潮味，邓逸凡站在华东军政大学操场边，望着草坪上被露水打弯的青草。电话里刚刚传来军委值班室的指令：当天夜里乘火车北上，参加中央紧急会议。他没有多问，只回了两个字——明白。

列车于26日拂晓抵达北京前门车站，站台上灯光昏黄，远处的天安门城楼还在晨雾里半隐半现。接站的参谋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顾年堂集合，毛主席或于近期谈话。邓逸凡心里一动，“或”字意味微妙，他猜到事情并不简单。

顾年堂里，刘少奇、朱德已与韦国清、梅嘉生低声商量。邓逸凡推门进来，还未来得及敬礼，刘少奇先开口：“中央决定，增设政治工作负责人，你去越南。”声音平稳，没有商量的余地。

邓逸凡愣了几秒，脑子飞快转动：家在南京，妻子周志中刚把两个女儿接来，行李才拆完半个月。可他知道，在“中央决定”面前，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他答：“服从。”

当天黄昏，他回到南京。屋里灯泡微弱，妻子正给女儿缝补衣服。他轻声说出赴越任务，周志中针线一顿，手背被针尖扎破渗出血珠。她第一次失去镇定：“你再走，家怎么办？”邓逸凡抬头看挂钟的秒针，一圈圈跳动，不知如何回答。

沉默十几秒，他试着解释：“人家老韦也是新婚燕尔，也要去。”这句话并非推脱，而是想告诉妻子：这是一道不容选择的命令。周志中却哭出声：“别人怎样与你无关，我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韦国清确实刚结婚。2月，他因阑尾炎手术住院，许其倩日日守在病房；三个月后还未完全康复便接任顾问团筹备工作。邓逸凡举这一例子，是想说明“家事”在使命面前往往要让路，可他忘了，妻子毕竟不是军中同僚。

7月10日夜，南宁上空雷声滚动。顾问团人员陆续抵达江南路军区招待所，一层走廊灯光昏暗，灰墙映出湿气。韦国清敲响邓逸凡房门，递来名单：“党委会初定，你任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天去凭祥验收物资。”语气中带着久经战场的干脆。

就在此刻，周志中仍在南京收拾未拆完的箱子，院里的法国梧桐滴水作响。她写下一封信：“若终归沙场，请你平安。”信件辗转经广州，三周后才交到邓逸凡手中。看完，他默默把信夹进作战地图册，无言以对。

顾问团出发前夕，中央特批携带物资：草鞋、布鞋各十双，棉纱布数匹，外加手表和皮鞋。皮鞋原本被朱德否决，毛主席却说：“代表国家形象，满足他们。”言辞简短，却包含国家初次对外军事援助的自信与谨慎。

8月2日黎明，名为“援越”却未悬国旗的运输队驶向友谊关。车辆压过碎石，发出“嘎吱”声。邓逸凡回首，青灰色城墙在朦胧中渐远，心里默念：此去或一年，或三年，唯盼前线捷报，家中无恙。

1953年秋，他因工作汇报短暂回京。夜色中走进阜成门外一处小院，灯光照出桌上一纸离婚协议。周志中面色憔悴，只说了一句：“聚少离多，不如放手。”邓逸凡握笔良久，终在下方落名。次日清晨，他搭乘南下专列返越，车窗外枯黄的槐叶随风飘散，像极了那段摇摆不定的婚姻。

1955年授衔典礼，他穿上那双在越南从未派上用场的皮鞋，立正敬礼。有人问：“若当初不去，会不会遗憾？”邓逸凡答：“命令当前，只有向前。”声音不高，却足够让身边年轻军官听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