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郑洞国传》《铁血儒将郑洞国：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增订版）》等相关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2年5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郑洞国独自站在刚分到的宿舍里，望着窗外萧瑟的景色，心情复杂。
他刚刚接到任命，担任水利部参事一职，这本是人生的新起点，也是他投诚后获得的重要职务安排。
但就在几天前，他的妻子陈碧莲在上海的家中明确表态，坚决不愿意跟随丈夫北上。
她的理由看似简单直接：北京太冷，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宁可留在上海独自生活。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命运轨迹，而更加戏剧性的转折，还在二十年后等待着他们......
【一】黄埔才子的情感历程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商溪河南岳寺村一个农民家庭。
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
1917年又转入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
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
1917年冬，年仅14岁的郑洞国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
覃腊娥比他大8岁，没有读过书，还缠着小脚，但两人婚后感情甚好，从未红过脸，先后育有一女二子。
1919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偏僻的石门县城也被革命风暴震撼。
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
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4年，郑洞国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生。
有趣的是，他实际上是冒名顶替同乡黄鳌参加考试的。
当时他和同乡王尔琢、贺声洋、黄鳌一同南下广州，但错过了报名时间。
黄鳌因担心一次考不上而报了两次名，郑洞国便顶替他的名字参加了第二次考试。后来向校方坦白后获得谅解。
1925年1月毕业后，他历任国民革命军连党代表、营党代表、营长等职，参加了东征、北伐等重要战役。
1926年7月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作战积极勇敢，次年6月任第8团团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远在前线的郑洞国突然收到家中电报：妻子覃腊娥因感染伤寒不治身亡。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这位铁血军人当场昏倒。
妻子的离世让他陷入巨大痛苦，此后整整三年，他谢绝了所有人为他安排的续弦提议，用沉默和孤独祭奠亡妻。
【二】与陈碧莲的初遇
1933年，郑洞国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归来，前往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
在探望生病的同乡肖忠贞时，他在医院里遇见了17岁的陈碧莲。
陈碧莲出身显赫的书香门第，父亲陈鸿藻是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生，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同时还是国内著名的大律师和同盟会成员。
陈家家风很好，陈碧莲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光国学精通，外语也相当擅长，还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
从陈碧莲留下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她确实长得惊艳。
当时的她梳着流行的发髻和刘海，穿着修身的旗袍，柳眉下的一双杏眼明丽清澈，是十里八乡公认的大美女。
在国军高级将领的夫人中，陈碧莲应该是最漂亮的，当年只有黄维的妻子蔡若曙能与她媲美。
当时的郑洞国已是旅长，正值而立之年，在军中前程似锦。
两人初见便相互吸引。
对陈碧莲来说，在豆蔻年华里见到潇洒英武的郑洞国，同样让她心动不已。
郑洞国身上那被战争淬炼的果决气质，以及丧偶后沉淀下来的内敛品格，深深迷住了年纪尚小的陈碧莲。
虽然两人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距，而且郑洞国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陈碧莲的父母起初并不看好这门亲事。
但心向往英武军人的陈碧莲把所有劝说抛在脑后，当年秋天两人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三】战火中的深情岁月
婚后的郑洞国和陈碧莲感情深厚，陈碧莲给了郑洞国完全不同于前妻覃腊娥的感受。
如果说覃腊娥代表着传统女性的温和持家，那么陈碧莲则带来了现代女性的活力和激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洞国积极投身抗战。他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
郑洞国率部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两个月，给日军以重创。
1937年任第二师师长，率部参加保定会战。
1938年3月率第二师参加台儿庄战役，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捷中表现卓著，升任第95军军长。
有一次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炮弹就炸在郑洞国脚下，纷飞的弹片从郑洞国身边呼啸而过，幸好胸前的一枚银元替他挡住了飞来的弹片，才让郑洞国与死神擦肩而过。
随后参加了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
1938年底，郑洞国升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11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与日军血战20余日，迭克要塞，全歼日军第5师第21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并两度攻入昆仑关。
这次战役中，陈碧莲也来到云南战场，组织了一次军中慈善募捐舞会，身为主持人的陈碧莲成功举办了这次活动，并获得了"怒江之花"的美誉。
在这些艰苦的战争年代里，陈碧莲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对丈夫的深情。
她从不肯沉闷地在家中等待，只要一听说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回到后方休整，陈碧莲就会立刻动身，冒险也要与丈夫相聚。
有一次，为了陪伴郑洞国，她不顾危险深入前线，与郑洞国相依为命多年。
1943年春，郑洞国被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
为了重新整顿部队准备远征缅甸，他将与陈碧莲分开相当长的时间。
当时从中国到印度需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因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天气，飞机失事率极高，被称为"驼峰航线"或"死亡航线"。
但陈碧莲毫不畏惧，数次搭乘这条危险航线前往印度探望丈夫。
她在印度陪伴郑洞国两年时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这种不顾生命危险追随丈夫的行为，在当时传为佳话，她也被称为"最美军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洞国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负责接收上海等重要城市。
这段时期成为了他们夫妻生活最安稳富足的时光。
上海的繁华让陈碧莲过上了真正的阔太太生活，与众多国民党高官太太交往，参加各种高级聚会，生活奢华无比。
郑洞国分配到了五原路191号一栋房屋，夫妻二人过上了短暂的安定生活。
【四】长春围城的生死考验
1947年7月13日，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原长官杜聿明因病离职。
8月，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1948年1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政府主席，率军坚守长春。
1948年5月，长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包围，长春围困战开始。
24日，解放军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空中联系。
5月30日，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并决定了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的部署。
郑洞国率领的十万大军被困在孤城之中，外援断绝，处境极为艰难。
6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
城内粮食断绝，燃料匮乏，军民生活极其困苦。
当时在上海的陈碧莲对丈夫的安危忧心如焚。
1948年9月6日，她给郑洞国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家书："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你真太大意，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莲上 九月六号"
长春围困战持续了几个月，郑洞国多次请示突围被拒，也曾考虑过自杀殉国。
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
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第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洞国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
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
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大意是："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
10月21日凌晨，在部下的半推半就下，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放下了武器投诚。
为了挽回面子，国民政府当天就在报刊上发表了"郑洞国壮烈成仁，300官兵全体殉职"的消息。
陈碧莲看到报纸上的讣告后肝肠寸断，以为丈夫真的战死了。
她悲痛欲绝，在家中为丈夫举行了丧礼，险些殉情。
直到后来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丈夫只是投诚，被安排在哈尔滨学习，才知道这是虚惊一场。
得知真相后，陈碧莲欣喜若狂，不顾东北的严寒，立即收拾行李赶往哈尔滨。
这位在秦淮河畔长大的江南女子，为了与丈夫团聚，在寒冷干燥的东北足足生活了三年。
这次经历让她对北方的严寒有了切身体会，也为日后拒绝北上埋下了伏笔。
1950年8月，郑洞国从抚顺回上海家中治病。
途经北京时，他的黄埔老师、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特地在家中设宴款待。
1951年冬，周恩来再次邀请郑洞国进京，对他的思想进步给予热情鼓励。
1952年1月下旬，郑洞国应邀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会议，又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见和宴请。
周总理看到他思想上有了新的进步时，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鼓励他为人民多服务。
同年5月下旬，经过慎重考虑，郑洞国决定举家迁居北京，接受水利部参事的任命。
这个职位相当于正厅级干部，对于一个起义将领来说已经是相当优厚的待遇。
郑洞国满怀希望地与妻子商量迁居北京的事宜，他设想着夫妻二人可以在首都开启人生新篇章，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经历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他渴望能够在和平时期与妻子携手共度余生。
然而，当郑洞国兴致勃勃地向陈碧莲描述北京的工作前景时，妻子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陈碧莲明确表示不愿意离开上海，她的理由看似简单：北京气候寒冷，担心水土不服。
但背后的真实原因远比表面复杂得多。
陈碧莲在上海已经习惯了富足的生活，她与当地的上流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有着自己的社交圈子。
更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夫人，她对于跟随"投诚"的丈夫去北京这个新政权的中心，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经过反复劝说无果，郑洞国最终选择独自前往北京赴任。
在1952年6月的一个清晨，他带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留下妻子独自在上海。
两人开始了他们婚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居生活，这种分居与以往战争时期的分离有着本质不同，战时分离是被迫的，而这次分居则带有明显的主观选择色彩。
就在两人分开一年之后，远在北京的郑洞国却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书信，这封书信将彻底改变两人的命运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