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入城教育

文/刘 旭

1928年，红军战士写在包袱布上的“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还是为了解放城市，建立人民政权。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全国胜利越来越临近，攻城和“进城”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48年2月2日的新华社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许多城市将被解放，新民主主义政权进入城市，将要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情形将使我们遇到一连串新的问题，必须予以妥善解决。”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此篇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著名口号。这也成为人民军队此后一个阶段进行纪律建设，特别是开展入城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据。　　　

从无到有：人民军队入城教育工作溯源　

在人民军队成立之初，革命军队中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和旧军队过来的人，而红军部队创建时间短，军纪规定不够系统规范，也没能及时跟进实施。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里，军队中存在着游击习气、军阀作风和小资产者的习气，同时也不同程度存在作风不正、纪律松弛问题，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当时红军攻占大城市的可能性极小，就连中小城市也很难长期占领，所以官兵中难免有对待城市的另类看法，城市纪律也有执行不到位的现象。例如，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的途中遭遇了严重困难。由于部队尚未形成严明的纪律规定，部队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军官和士兵陆续公开离队，甚至要求解散部队。在部队转战途中经过城镇时，还发生了少数不良分子鼓动战士抢当铺的事情。陈毅对此事十分气愤，严厉批评道：“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他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

此后，随着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革命化、正规化建设逐步加强，各项纪律建设也在同步进行。1945年8月12日，新四军政治部专门下发《关于执行城市政策与严格纪律的命令》，指出：“部队进入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后，各级军政首长、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应严格约束所属部队人员，切实遵守我军纪律，以保护人民利益。”并强调，各部队除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利益、控制军事建筑、军事仓库及交通之责外，不得有任何骚扰人民之行为”。

9月2日，新四军政治部又发布《关于部队进入城市时严格遵守政策纪律的指示》，指出所有攻城部队在行动之前不仅要进行一般的军事政治动员，而且要在占领后严格执行政策，认真保持我军铁的纪律，详细定出战斗结束时执行纪律好坏的奖惩办法，并要求全体指战员一致遵守。在进入各城市后，必须将军部布告广为张贴，各级军政机关与全体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严格约束自己与部属，切实遵守纪律与法令，严格执行本部颁布的接管汉奸、敌伪财产条例及军部布告等，不得有任何破坏与越权行动。全体指战员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了解在战斗中和战斗后执行纪律与政策的好坏，这正是检查我部队和干部党性是否坚强最实际的考验。9月11日，新四军政治部再次下发《关于部队进入城市时严格遵守政策纪律的补充指示》，对新四军各部队进入城市，严格部队纪律和执行政策的情况进一步作出了规定。　

高屋建瓴：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入城纪律问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军队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时的纪律问题，并未雨绸缪地于1947年10月10日重新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重新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要求各地各军“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当时除“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虐待俘虏”外，主要强调了部队进城前后在群众纪律、经济纪律等方面的遵守。

1948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指出：“一切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朱德总司令也对部队强调：“今后你们打进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厂、商店等好好保护起来，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12月，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

为了尽快给各部门“进城”统一定规矩，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一系列指示安排。1948年3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所部“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垣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提出要“由野战政治部负责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及纪律检查队，随队入城，并吸收攻城部队之司令部政治部人员参加，以收工作协调、命令贯彻之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共同发布命令要求各野战兵团总结实施城市政策的经验，包括“攻城前的政治动员、政策讨论、组织准备、命令下达”和“入城后的临时政权组织，军队纪律”等。4月26日，中央军委特别指示攻城缴获物资分配问题，并提出：要使攻城部队保持纪律及秩序，除有充分的教育工作及周密的组织工作外，还必须将缴获物资分出必要部分，有计划地分配给全体担任攻城的部队及担任钳制的部队，一切指挥员战斗员每人一份，不使肥瘦不均。6月4日，中央军委批转第四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八条，要求各地各部队参考采用。

1949年5月6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城市驻军不许住民房的规定，同月16日又下发了入城部队12条纪律规定，强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力戒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这些及时下发的命令指示和批转的经验做法，为各部队制定与遵守入城纪律提供了遵循。

在严格要求各地区各部队的同时，中共中央自身也是率先垂范。1949年3月，为确保从西柏坡安全、顺利转移至北平，中共中央机关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制度，明确了在转移中必须遵守的23条事项。尤其对入城后提出“三讲究”“四不”和“五要”的守则。“三讲究”即讲究礼貌，讲究正派，讲究整洁；“四不”为不乱讲话、不乱跑、不乱动手、不乱收人；“五要”则为要认清环境，分清敌友，提高警惕；要爱护公共物资，遵守公共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向工人与劳动人民学习；要切实执行我党、政、军各项政策法令。毛泽东要求身边的警卫人员到香山后带头遵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周恩来要求到达香山的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北平人民赠给人民解放军的锦旗

仁义之师：进入大上海成为人民军队遵守纪律的样板行为

1949年5月初在打下杭州后，部队中有些从农村来的人平生第一次看到电灯、自来水，忍不住好奇地开开关关，结果几天损坏了40多只电灯泡；有的人对城市纪律很不习惯，说“城市里真难，动不动就犯错误”；有个营从城里撤到乡下，不少战士竟然高兴地说“这下可到解放区了”。而江南大都市的突出代表上海，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又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情况异常复杂，接收任务相当艰巨。1949年5月进驻上海，是对人民军队纪律建设成效的一次大考。为了顺利进驻上海，从中共中央到各级部队都作了巨大努力。毛泽东首先为大军进驻上海奠定了工作基调，指出：“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同时，为避免因仓促进驻而陷于被动，他下令推迟了部队进攻上海的时间，并指示有关方面抓紧做好进驻上海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联名发布命令的特殊重要形式，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要求各级军政机关须据该公约、守则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同日，华东局在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又规定了一切部队干部和接收人员必须遵守的十项守则。为了进一步细化与宣传相关纪律，5月初，华东军区司令部专门编印了《入城纪律》小册子，强调“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

5月10日，陈毅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不留情面地指出少数官兵前期的违纪行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他强调：“我们野战军，在城里不能‘野’。”陈毅还在讲话中说，进入上海必须讲纪律，必须反对无纪律的状态，“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5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

为了确保入城纪律和守则深入人心，第三野战军还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快板诗：“解放大军下江南，要进上海和南京。大小城市几百座，都要解放归人民。接管建设新城市，政策纪律最要紧。入城守则共八条，一条一条记在心……”不入民宅成为解放军解放上海时最基本的一条纪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纪律要求。对此，也有干部提出疑问：过去历次打仗都是睡在老百姓家里，为什么进了上海就非要睡马路？军指挥所也不许进民房？遇上大雨怎么办？战士生病，进去要点水喝也不行？陈毅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说不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露宿街头，不扰市民

大军胜利进入上海后，继续严格执行入城守则。为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一律不允许在市区购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都是从几十里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严格的城市纪律，使解放军在上海最初的生活比在农村还要艰苦。20军的部队入城后“前三天吃冷饭，没有开水喝，睡马路边。以后也是吃‘战斗饭’（指用子弹箱盛饭，钢盔打菜，用炮弹壳做饭碗）”。战士与干部就这样坚持不入民房，坚持不在市场上买东西，坚持不入公共场所。3天后接管工作基本就绪，各部队才找到国民党军空闲的营房、仓库、机关用房陆续进驻。

聂凤智麾下的27军在上海不仅于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也赢得了国内外的一片赞扬。上海战役打响前，聂凤智便在作战会议上强调：“上海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仗，还是一场策略仗。我们必须要在赢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为此，27军上下又是开决心会、评功会，又是印刷各种小报、宣传歌曲，对全体干部战士进行深入细致的入城教育。在遵守入城纪律方面，27军抓得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严。每名干部战士手里都有一个聂凤智亲自下发的“进门证”，要求人人携带，人人背熟。27军等三野主力部队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十万大军露宿街头”的场景感动了无数人。

当上海市民清晨醒来，开门看到这一感人的场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由衷赞佩。时居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里写道：“五月廿六日星期四。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上海全部解放。……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当时美国杂志驻上海记者也发回电讯感慨：种种迹象（指解放军睡马路）表明，新的时代开始了，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有了长期深入的纪律教育和细致扎实的准备工作，人们在上海看到的是一支威武雄壮、纪律严明和朝气蓬勃的新型人民军队，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世界为之一振，旧中国的重重阴霾顿时一扫而空。靠着严明的入城纪律，我们党在上海同时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两个重大的胜利，解放军在进驻上海的历史大考中交出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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