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史稿》《圣武记》《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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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九年深秋，紫禁城御书房内烛火摇曳。
康熙帝望着桌案上摊开的大清舆图，眉头紧锁。
这张图上的大清版图让人心情沉重——整个帝国就像一块被啃得七零八落的饼干。
东北角上，沙俄的势力已经深入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如钉子般扎在中国的心脏地带；西北方向，准噶尔汗国的战马随时可能践踏长城；
西南群山中，大大小小的土司各自为政，朝廷政令根本传达不到；就连东南海上的台湾，也还在郑氏手中，成了反清复明的最后堡垒。
此时的大清朝，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基本就是明朝留下的那十八个省。
环顾四周，到处都是心腹大患。
北有俄罗斯虎视眈眈，西有准噶尔叛乱不断，南有土司割据称雄，东有台海分离势力。
这样的局面下，说大清朝是四面楚歌一点也不夸张。
更让康熙帝担心的是，这些边疆问题相互关联。
沙俄在支持准噶尔，准噶尔在煽动蒙古各部，西南土司与外部势力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如果处理不当，这些问题可能会连锁爆发，到那时大清朝就真的危险了。
康熙帝当然不知道，他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重要节点上。
未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看起来岌岌可危的帝国将要上演一场改天换地的大戏。
从他开始，清朝三代帝王会用近百年时间，把大清的版图从30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1300万平方公里，增长了整整四倍多。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领土面积的扩大。
今天我们熟悉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都是在那个时代最终定型并纳入中华版图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那些惊心动魄的边疆经略，现在的中国地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拥有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可能只剩下一个零头。
【一】四面楚歌的边疆危机
清朝刚入关那会儿，边疆问题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每一个方向都有让人头疼的敌人，每一个敌人都足以威胁到帝国的安全。
先说北边的沙俄。这个北方邻居可是个狠角色，他们的扩张欲望简直没有边界。
自从17世纪初开始，沙俄就派遣哥萨克骑兵一路向东扩张，越过了乌拉尔山，跨过了叶尼塞河，最终把魔爪伸向了远东地区。
康熙二年（1663年），俄国人在黑龙江上游建立了雅克萨城。
这可不是一般的贸易据点，而是一座装备精良的军事要塞。
俄军统领托尔布津在这里驻扎了数百名士兵，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绳枪和大炮。
他们的野心很明确：要把整个黑龙江流域都纳入沙皇的版图。
俄国人的优势很明显。他们有欧洲的先进武器技术，火力远超当地的土著部落。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系统性的殖民计划，不光要占领土地，还要建立永久性的统治。
当地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面对这种降维打击，根本招架不住。
西北的准噶尔问题更加复杂。
噶尔丹这个蒙古贵族不是一般人，他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才能。
更要命的是，他还得到了沙俄的暗中支持。
俄国人的算盘很精：既然不能直接南下中国，那就扶植一个代理人在中亚搞事情。
噶尔丹确实争气。他先是统一了准噶尔内部，然后开始对外扩张。
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出兵南下，占领了叶尔羌汗国，把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更是直接向东进攻，率领三万精兵跨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三部面对准噶尔的突然袭击，完全没有准备。
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先后败北，只能举族南逃到清朝境内避难。
噶尔丹得寸进尺，竟然一路追杀到了内蒙古乌朱穆沁一带，距离北京只有700多公里。
这种情况下，康熙帝怎么能不着急？
北京城里的大臣们都慌了，有人甚至建议迁都南京。但康熙帝比较沉稳，他知道慌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冷静应对。
西南地区的土司问题也很头疼。
这些土司名义上是朝廷册封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他们世代相传，在当地有着绝对的权威。
有些大土司控制的地盘比一个府还大，手下有自己的军队，甚至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
更麻烦的是，这些土司之间经常发生火拼。
今天你攻打我，明天我报复你，搞得地方上战火不断，百姓苦不堪言。
朝廷的政令传达不到这些地方，赋税也收不上来。有些土司还跟境外势力有联系，随时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
比如云南的东川土司，距离省城成都有2800里，但距离昆明只有400里。
这种管辖权的混乱，给土司们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他们可以在不同的上级之间左右逢源，朝廷想要有效管理简直是痴人说梦。
贵州的情况更复杂。
那里有很多"生苗"地区，连土司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完全是"化外之地"。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复杂，社会组织形式多样，朝廷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东南沿海的台湾问题同样棘手。
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后，不光是简单的割据，还提出了"台湾非中国版图"的分离主义理论。
郑经公然宣称，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清朝像对待朝鲜那样对待台湾。
这种言论当然被康熙帝断然拒绝。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明确表态："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
态度非常坚决。但光有态度还不够，关键是要有实际行动。
为了对付台湾问题，清政府实行了"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郑氏集团就范。
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很大，搞得沿海地区民怨沸腾，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
面对这么多麻烦，康熙帝手下的大臣们意见分歧很大。
保守派认为应该收缩防线，集中力量守住内地十八省就行了，边疆那些地方投入产出比太低，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
但康熙帝的看法不一样。
这个满族皇帝虽然出身边疆，但他的眼光比很多汉族大臣还要长远。
他深知一个道理：边疆不定，内地难安。如果不解决边疆问题，这些麻烦迟早会蔓延到内地，到那时处理起来会更困难。
于是，康熙帝制定了一个听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极高智慧的战略：各个击破。
他绝不会同时在多个方向开战，而是要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这个策略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康熙帝最终选择了台湾作为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二】康熙出手，先拿台湾开刀
康熙帝选择台湾作为突破口，有着深层的战略考虑。
首先是敌我力量对比。
相比起沙俄这样的欧洲强国，或者准噶尔这样的草原强权，郑氏集团的实力确实是最弱的。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的凝聚力明显下降，内部矛盾越来越多。
其次是地理因素。
台湾是海岛，一旦拿下就不怕被敌人从陆地上夺回去。
而且台湾的战略价值很高，控制了台湾就等于控制了东南沿海，可以彻底解除这个方向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时机。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去世，郑氏集团内部爆发了严重的权力斗争。
郑经的长子郑克臧本来是继承人，但被冯锡范毒死了。冯锡范拥立年仅12岁的郑克塽为延平王，自己把持朝政。
这种内斗让郑氏集团的实力大大削弱。
很多原来忠于郑氏的将领开始动摇，有些甚至主动向清朝示好。傅为霖等人更是直接充当内应，为清军提供情报。
康熙帝选择的主将是施琅，这个人选很有意思。
施琅原本是郑成功的得力部下，后来因为矛盾激化投靠了清朝。按说这种人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但康熙帝看中的恰恰是这一点。
施琅对台海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知道台湾海峡的风向潮汐规律，熟悉郑军的战术特点和兵力部署，甚至连台湾各地的地形地貌都一清二楚。
这种知己知彼的优势，是其他将领无法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施琅对郑氏有着深仇大恨。
郑成功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弟弟，这种血海深仇让施琅立功心切，绝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康熙帝用人的智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机终于成熟了。康熙帝正式下令，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全权负责攻台事务。
施琅的准备工作很细致。他先是大力整顿福建水师，淘汰了一批战斗力不强的老弱病残，补充了大量精干的士兵。
然后又加强训练，特别是海战技能的训练。
在装备方面，施琅也下了大功夫。他从内地调来了大量的火炮，特别是红衣大炮，这些重武器在海战中威力巨大。
战船的改造也很重要，施琅要求所有战船都要安装足够的火炮，确保火力优势。
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从铜山出发。
这支舰队的规模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战船数量超过了郑军，火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
郑军方面的应对就显得慌乱得多。
刘国轩虽然是郑氏集团的名将，但面对清军的突然进攻，准备明显不足。
他原本以为六月台风频发，清军不敢贸然出海，所以放松了警惕。
六月十六日，清郑两军在澎湖附近发生了小规模海战，双方都有损失。但这只是前奏，真正的决战在六月二十二日。
这天早晨，施琅下令全军出击。他把舰队分成三路：左翼50艘、右翼50艘、中央主力56艘。
这种三路夹击的战术充分发挥了清军数量上的优势。
海战打得相当激烈。郑军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作战很顽强，特别是一些老将，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但在清军的火力优势和战术包围下，郑军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激战七八个小时后，郑军全线溃败。
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只能率领残部乘小船逃回台湾。这一仗，郑军损失惨重，主力基本被歼灭。
澎湖海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澎湖是台湾的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就没了屏障。
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极大地震慑了郑氏集团内部，很多人开始考虑投降的问题。
施琅很聪明，他没有乘胜进攻台湾岛，而是在澎湖停了下来，开始做争取工作。
他下令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甚至派人下海救起那些落水的郑军士兵。这种宽大政策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七月五日，走投无路的郑克塽正式上表投降。
七月十三日，施琅率军在台湾登陆，郑氏集团的文武官员都剃发易服，正式归顺清朝。延续22年的郑氏政权宣告结束。
台湾的收复不仅解决了东南沿海的长期动荡，更重要的是向所有人证明了清朝的实力。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看这个来自北方的政权了。
【三】三征准噶尔，威震大漠
解决台湾问题后，康熙帝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了西北。准噶尔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延了。
噶尔丹这个人确实厉害。
他不光有军事才能，政治手腕也很高明。
年轻时在西藏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学习藏传佛教，这段经历让他在蒙古各部中有很高的威望。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五世达赖喇嘛正式册封他为"博硕克图汗"，这个称号给了他很大的政治资本。
更要命的是，噶尔丹还得到了沙俄的实质性支持。
俄国人不光提供武器装备，还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准噶尔军队。
有了这种外援，噶尔丹的底气更足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再次率军东犯，这次他更加大胆，直接在距离北京只有700公里的乌兰布通扎营。
这种挑衅行为彻底激怒了康熙帝。
康熙帝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冒险的决定：御驾亲征。
在清朝历史上，皇帝亲自带兵打仗是很少见的。
康熙帝这么做有多重考虑：一是要鼓舞士气，二是要震慑敌人，三是要向天下人表明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七月，康熙帝下令分兵两路出击：左路由福全统领，从古北口出发；右路由常宁统领，从喜峰口出发。康熙帝自己则坐镇博洛河屯，统一指挥两路大军。
八月一日，乌兰布通大战正式开始。这场战斗很有看点。
噶尔丹采用了"驼城"战术，这是蒙古军队的传统战法。
他把一万多头骆驼缚蹄卧地，背上驮着装满土石的木箱，外面蒙上湿毡，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士兵躲在"驼城"里面，通过射箭孔向外射击。
这种战术在草原上确实很管用。
骆驼身体壮大，可以有效抵挡敌人的冲锋；木箱里的土石可以吸收箭矢的冲击力；湿毡可以防火。
而且"驼城"是圆形的，没有死角，360度都可以进行防御和反击。
但噶尔丹低估了清军的火力。
清军装备了大量的红衣大炮，这些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在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炮弹轰击下，"驼城"很快就被打得千疮百孔。骆驼受惊后四处乱窜，整个阵型完全乱了套。
清军抓住机会发动冲锋，准噶尔军队虽然作战勇敢，但面对火炮和骑兵的联合攻击，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一仗下来，噶尔丹的主力损失惨重，他本人只能率少数残部逃回科布多。
但这个狡猾的蒙古王子并没有认输。
他利用西域地广人稀的特点，采取游击战术，避免和清军正面交锋，专门袭击清军的补给线。这种打法确实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康熙帝的应对也很有章法。
他一方面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加强外交攻势。特别是争取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这个策略效果很好。
策妄阿拉布坦本来就对噶尔丹的专断不满，在清朝的拉拢下，他公开与噶尔丹决裂。
康熙三十年（1691年），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丹主力东征的机会，攻占了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
这一下噶尔丹的处境更加困难。
前有清军堵截，后有策妄阿拉布坦断其归路，左右都是敌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御驾亲征，这次他的决心更大。他发动十万大军，分东西中三路出击，要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
五月十三日，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在昭莫多与噶尔丹主力遭遇。
这场决战的规模比乌兰布通更大，双方投入的兵力都不少。
清军采用了正面强攻加两翼包抄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兵力和火力的优势。
经过一天激战，准噶尔军全线崩溃。
噶尔丹见大势已去，只能带着几百个亲信四处逃窜。
他先是想逃到哈萨克避难，但哈萨克人不敢收留他。后来又想投靠沙俄，但俄国人觉得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也不愿意接纳。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在阿察阿穆塔台地方服毒自尽。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枭雄，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
噶尔丹的死亡标志着第一次准噶尔危机的结束，但准噶尔汗国并没有彻底垮台。
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汗位，表面上对清朝恭顺，实际上在积蓄力量，准备卷土重来。
康熙帝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
把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划给策妄阿拉布坦游牧，算是对其归顺的奖励，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时间巩固胜利成果。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明智的。
清朝刚刚经历了长期的军事行动，需要时间恢复实力。而且距离遥远，后勤压力巨大，不适合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四】雍正铁腕，西南改土归流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继承了边疆经略的重任。
这位以严厉和高效著称的皇帝，在边疆政策上比他父亲更加激进和彻底。
雍正帝有个很明显的特点：不满足于表面的军事胜利，而是要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造。
他深刻认识到，光靠武力征服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彻底改变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
在西南地区，雍正帝推行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改土归流。
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废除那些世袭的土司，改派朝廷直接任命的流官。
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存在了几百年，根深蒂固。
这些土司在当地有着绝对的权威，控制着土地、人口、军队，甚至有自己的法律和货币。
要让他们主动放弃这些特权，简直比登天还难。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的位置迎来了一个关键人物：鄂尔泰。
这个满族官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西南地区的历史走向。
鄂尔泰不是一般人。他出身虽然不算显赫，但能力超群。
在江苏当布政使时，他雷厉风行地清查亏空，为国库增收了几百万两银子。
雍正帝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天下第一布政"。
更重要的是，鄂尔泰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他既能用怀柔手段争取人心，也敢于动用雷霆手段镇压叛乱。
这种软硬兼施的能力，正是处理复杂边疆问题所需要的。
鄂尔泰到任后，立刻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
他发现西南地区的问题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以东川为例，这个地方名义上已经改土归流三十年了，但实际上还是由当地土官控制。
原因很简单：东川距离四川省城成都有2800里，鞭长莫及，根本管不到。
鄂尔泰马上奏请朝廷，要求把东川从四川划归云南管辖。
理由很充分：东川距离昆明只有400里，一旦发生问题，云南的官员可以很快赶到现场处理。
这个建议被雍正帝立即批准。
紧接着，鄂尔泰提出了他的著名理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
他分析得很透彻，指出土司制度是西南动乱的根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边疆永远不会真正安定。
雍正帝看了鄂尔泰的奏疏，非常赞赏。
他立即下旨，委托鄂尔泰全权负责西南改土归流事务，给予他充分的兵力和财力支持。
鄂尔泰的策略很有智慧。
他提出"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的方针。
简单说就是：能智取就不要强攻，能招降就不要硬打。
但该动手的时候，鄂尔泰绝不手软。第一个被开刀的是贵州的长寨土司。
这个土司特别嚣张，不但阻止清军在当地建营房，还把已建好的营房给烧了。
更过分的是，他们还用石头堵住道路，公然对抗朝廷。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鄂尔泰决定拿长寨土司开刀。
他调动三路大军，分别从谷隆、焦山、马落孔三个方向进攻。
长寨土司虽然仗着地形险要负隅顽抗，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清军，很快就败下阵来。
这一仗打得很干脆，前后只用了一个月就彻底平定了长寨。
鄂尔泰在当地设置了长寨厅，派遣流官进行管理。
同时缴获了大量武器：弓弩4300余张、毒箭3万余支、皮甲皮盔数百件。这些数字说明长寨土司的武装力量确实不容小觑。
长寨之战的震慑效果立竿见影。消息传开后，其他土司都被震惊了。
云南的乌蒙土司、镇雄土司听到风声，立刻主动投降。鄂尔泰趁热打铁，废除了这两个土司，分别设置乌蒙府和镇雄州。
广西的土司们更加识时务。泗城土司岑映宸是当地的头号强人，控制着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千名家兵。
听说鄂尔泰要来，他吓得赶紧遣散家兵，主动请求改土归流。
鄂尔泰对这种明智的选择给予了优待。
他让岑映宸保留了一定的待遇，并安排到浙江老家安度晚年。
这种宽大政策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广西的其他十几个大小土司纷纷跟风，生怕慢了一步。
湖南、湖北的土司们看到形势，也主动向鄂尔泰靠拢。
永顺宣慰司、容美宣慰司等大土司都相继请求改土归流。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调回京城时，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基本完成。
据统计，在这短短几年里，西南五省总共革除土司220家，新设流官治所152处。
其中云南36处，贵州31处，广西20处，四川23处，湖南湖北42处。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
改土归流的影响极其深远。
它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直接控制，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民族隔阂，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流官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教育制度、司法体系，大大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在西北方向，雍正朝也没有闲着。
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后，表面上继续对清朝恭顺，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力量。
更严重的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噶尔军队突然出兵西藏，占领了拉萨。
这个行动完全打乱了清朝在西藏的部署。
准噶尔军队不光占领了拉萨，还杀死了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扶植了自己的傀儡政权。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清朝在整个西部地区的统治。
雍正帝的反应很迅速。
他一方面派兵入藏，驱逐准噶尔侵略军；另一方面在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切断准噶尔与西藏的联系。
年羹尧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后来因为骄横跋扈被雍正帝赐死的将军，在军事上确实很有一套。
他率军在青海连续击败叛军，彻底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雍正五年（1727年），清军成功将准噶尔军队赶出西藏，重新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
这次行动不仅维护了西藏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向所有人表明，清朝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任何挑战都会受到坚决回击。
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天，紫禁城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准噶尔汗国内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
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火并，整个准噶尔陷入了严重的内战。
这场斗争的结果出人意料：阿睦尔撒纳战败，被迫率领两万余部众投靠清朝。
乾隆帝和军机大臣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自康熙年间以来，清朝与准噶尔断断续续斗争了近7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有利的局面。
准噶尔汗国第一次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内部分裂，而且还有重要的内部人员投靠过来。
经过紧急商议，乾隆帝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大举出兵西域，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
这是清朝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征行动，动用了数万精兵，耗费了巨额军费。
二月，清军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北路军由班第统领，阿睦尔撒纳担任副将，从马里雅苏台出发，直指准噶尔的心脏地带。
南路军由永常统领，从巴里坤出发，负责策应和断敌退路。
五月，两路大军在博罗塔拉河胜利会师，然后继续向伊犁方向挺进。
达瓦齐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根本无法正面抵抗，只能退守格登山的险要地势负隅顽抗。
格登山地形险峻，易守难攻。
达瓦齐在这里集中了准噶尔的最后精锐，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但清军采用了夜袭战术，趁着夜色掩护突然发起攻击。
准噶尔军队措手不及，全线崩溃。达瓦齐在混乱中逃脱，但很快就在乌什被回部人擒获，押送给了清军。
这一仗基本上摧毁了准噶尔汗国的有组织抵抗。
延续了近70年的准噶尔问题，似乎终于要得到彻底解决了。
北京城里的大臣们都为这个伟大胜利感到兴奋，乾隆帝也准备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传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