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战工作》《建国初期起义将领的改造与安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9月19日，绥远归绥城内，起义通电的签名仪式正在举行。
刘万春提起钢笔，在起义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位列第三位。
签完字的那一刻，他成了起义将领。几个月后，第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被任命为军长。
1950年11月的北京，刘万春刚下火车准备参加会议，公安人员就出现在他面前。
华北军区掌握了确凿证据，聂荣臻和薄一波已经向董其武通报了情况。
这位刚当上解放军军长一年多的起义将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
【1】从团长到将军的晋升之路
刘万春，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河北交河，回族人。
1924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毕业，分配到边防军工作。
毕业后的刘万春先后担任少尉见习官、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等职务，在军队中一步步积累资历。
1925年9月，刘万春所在的混成第二十一旅改编为北洋暂编陆军第七师，他升任中校副官长。
1927年5月，暂编第七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刘万春担任上校团长。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能够在二十多岁就当上团长，已经算是前途光明了。
1927年1月10日，这一天成了刘万春军旅生涯的转折点。
当时他在独立第八师第一团担任团长，正带着士兵们在操练场上训练。
那天练的是刺杀、跳木马、单双杠这些科目，刘万春亲自示范动作，和士兵们一起挥汗如雨。
蒋介石当时正在武汉视察部队，临时决定到独立第八师看看。
师长刘春荣匆忙接待，带着蒋介石来到一团的训练场。
刘万春当时全神贯注在训练上，根本没注意到最高统帅来了。士兵们继续练着各种动作，整个训练场井然有序。
蒋介石站在一旁观察了好一阵子，对眼前的景象很满意。
训练结束后，师长刘春荣介绍说，这位团长叫刘万春，他还会倒立、打车轮。
蒋介石让刘万春表演一下。刘万春应声跳上单杠，先是杠上倒立，接着做了4圈车轮，最后旋转360度下杠，动作干净利落。
蒋介石看完后说了一句："练得不错。"接着又问刘万春练了几年。
刘万春回答从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
临走时，蒋介石特意嘱咐："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让蒋介石记住了刘万春这个名字。从此之后，刘万春的仕途开始变得顺遂起来。
1930年初，他升任第二十军第二旅旅长。
这个晋升速度在当时已经相当快了，很多同期毕业的军校生还在营长、团长的位置上熬着，刘万春已经坐上了旅长的位子。
1931年秋天，刘万春被调到太原绥靖公署担任少将高参。
这个职位虽然听起来是参谋性质，但在当时的军队体系中，能够进入绥靖公署工作，意味着已经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刘万春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两年，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管理经验。
1933年3月，蒋介石决定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这是一个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机构。
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陈诚担任副团长。能够进入这个训练团的，都是蒋介石看中的心腹将领。
陈诚在向蒋介石上报训练团工作人员名单时，特意提到了刘万春。蒋介石看到这个名字，立刻想起了六年前那个和士兵一起操练的团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陈诚等人全部到场。
当天晚上8点多，陈诚带着刘万春来到蒋介石的住处。
侍从通报后，两人进入房间。蒋介石坐在沙发上，示意他们坐下。刘万春站着问候完毕后才落座。
蒋介石向刘万春询问了山西部队的详细情况。
刘万春逐一汇报：山西官兵大部分是河北、山东人，素质还不错，部队训练重视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成立了班长训练班，经常举办军事项目比赛和运动会。
中上级军官大部分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太原学兵团毕业生。
步兵训练较好，骑兵稍差，还有少数吸食大烟的情况。
蒋介石又问山西境内有没有共产党部队活动。
刘万春回答说，靠近陕西黄河的永和县西区有时会发现少数共产党赤卫队活动。
这次谈话让蒋介石对刘万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他日后的继续提拔打下了基础。
从庐山训练团结束后，刘万春的晋升之路就更加顺畅了。
1936年11月，他调任独立第七旅少将参谋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万春调任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少将参谋长。
1938年4月，他担任绥远省游击军第二旅旅长。1939年3月，升任绥远第二游击区司令。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万春率部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
1942年2月，他担任新编骑兵第三师代理师长。1943年7月22日，调任暂编第十七师师长。
在这个位置上，刘万春指挥部队在绥远地区与日军周旋，虽然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但也守住了自己的防区。
1944年10月23日，刘万春升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这个任命让他进入了军级指挥官的行列。
1945年6月28日，他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刘万春本以为可以有个安定的日子，哪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这个职务让他掌握了绥远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1947年12月，他又调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1949年1月，刘万春兼任第一一一军军长，指挥第三一九师、第三二零师、第三二六师。
1949年7月，他升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从一个普通的军校毕业生，到统领一个军的中将军长，刘万春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这一路走来，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拔起了关键作用。
每一次重要的职务变动，背后都能看到蒋介石的影子。刘万春心里清楚，自己能有今天，全靠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2】内战烽火中的挣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本该迎来和平，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刘万春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自然要服从命令参加内战。
刘万春的上级是傅作义。傅作义是山西临猗人，晋绥军名将，在抗战期间率部取得过五原大捷，声望很高。
刘万春跟随傅作义多年，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傅作义对待部下也比较仁厚，这让刘万春对他忠心耿耿。
1948年底，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东北全境解放，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傅作义所部在北平成了孤军。
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入关，和华北野战军会合，对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势。
12月，平津战役打响，傅作义的部队被困在北平、天津一线。
1948年12月上旬，傅作义在北平征求各部将领的意见。他把刘万春等人召集到一起，询问大家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傅作义问："以目前形势看，是打下去好呢，还是和平解决好？"
刘万春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孤军固守北平，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年尚有可能，时间守长了困难就会越多，士气也是个大问题，应预先想周到些。要和谈那就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回答很有分寸，既没有明确表示要继续打，也没有明确说要和平解决，而是把问题抛回给傅作义。
刘万春心里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继续打内战。
抗战刚结束，百姓们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又要陷入战火，实在是不忍心。
另一方面，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现在让他掉转枪口对着老上司，他又做不到。
傅作义听完刘万春的回答，没有多说什么。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将领，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
有的主张死守北平，有的倾向于和平解决。傅作义心里已经有了决断，但他不能明说，还需要时间来做各方的工作。
1949年1月21日，第一一一军在绥远通过电台联络，获知傅作义已经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刘万春听到这个消息，既意外又不意外。
意外的是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不意外的是以当时的形势，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刘万春把消息告诉了董其武。董其武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当时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
董其武听说后，决定亲自飞往北平确认消息的真伪。
几天后，董其武回到绥远，证实了傅作义确实已经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董其武召集刘万春等将领开会，传达了傅作义的决定，希望驻守绥远的部队也能跟随起义。
这次会议开得并不顺利。有的将领明确表示支持，有的将领保持沉默，还有的将领暗中表示反对。
刘万春当时的态度比较模糊，他既没有明确支持，也没有公开反对，只是说要再看看形势发展。
董其武看出了刘万春的犹豫。他专门找刘万春单独谈话，劝他顾全大局。
董其武说，现在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继续抵抗只会让更多的士兵流血牺牲。
共产党方面对起义的部队有明确的政策，既往不咎，原职原衔。董其武的这番话让刘万春有所触动，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对蒋介石的忠诚。
1949年春天，绥远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派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到绥远，试图稳住这支部队。
徐永昌是刘万春的老上级，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徐永昌到达绥远后，先去见了董其武，但董其武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劝说不动。徐永昌转而把目标放在了刘万春身上。
徐永昌单独约见刘万春，两人在房间里谈了很久。
徐永昌告诉刘万春，蒋介石对绥远部队寄予厚望，希望这支力量能够保存下来，将来反攻大陆时能派上用场。
徐永昌说，即使表面上要应付形势，也要想办法保持联络，不能真的断了关系。
刘万春听完徐永昌的话，心里有了主意。他对徐永昌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应对。
徐永昌很满意，临走前还专门给刘万春留下了联络方式，并且当场任命他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算是给他加了一层保险。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董其武多次找刘万春谈话，希望他能够站出来支持起义。
刘万春这时候已经知道，大势已去，继续抵抗没有任何意义。9月18日，在各方的劝说下，刘万春终于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正式发布。刘万春在通电上签字，位列第三。
起义通电发出后，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收到了中央的嘉奖电报。
表面上看，刘万春已经归顺了新政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还藏着另外的想法。
起义后，傅作义专门召集所有起义将领开会。
他在会上严肃地说："我们选择了和平起义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
刘万春和其他将领一起表态，说会坚定地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光明道路。
1949年9月，刘万春奉命率部赴宁夏参加解放战争。他带着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骑兵保安团，参加了解放宁夏的战斗。
这是刘万春起义后第一次真正参与解放军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没有出什么纰漏，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战绩。
1949年12月9日，第一一一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
刘万春被任命为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三十六军下辖第一零六师、第一零七师、第一零八师和一个骑兵旅，全军共有1.3万余人。
第三十六军最初归绥远军区建制，1950年12月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1950年1月，刘万春还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从表面上看，刘万春已经完全融入了新政权，担任着解放军军长和地方政府委员的职务，前途一片光明。
【3】表面的平静
1950年初，第三十六军开始了全面的整训。
刘万春作为军长，要组织部队学习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政治学习。
这对他来说是全新的经历。在国民党军队时，政治学习只是走个形式，但在解放军这里，政治工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刘万春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议。军党委会、干部会、学习会，各种会议排得满满当当。
他要在会上发言，表态拥护党的领导，表示要好好改造思想。这些话说起来并不难，但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第三十六军的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原第一一一军的老兵，他们对共产党还有些陌生，对解放军的制度也不太适应。
有的战士私下里议论，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有的战士想念家乡，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还有的战士对新的待遇不满意，觉得不如以前。
刘万春听到这些议论，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部队需要时间来适应，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很艰难。
政治委员康健民是党派来的干部，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康健民经常找刘万春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状况，也向他讲解党的政策。
刘万春在康健民面前表现得很配合。他说自己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他说自己会好好工作，带好部队，争取立功赎罪。康健民听了很高兴，觉得刘万春的思想转变得不错。
但实际上，刘万春心里还藏着另外的想法。他在起义前对徐永昌说过的话，他始终没有忘记。
他觉得现在的局势虽然对国民党不利，但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美国还在支持蒋介石，说不定将来形势会有变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消息让刘万春看到了"希望"。
美国参战了，蒋介石会不会借机反攻大陆？这些念头在他脑海里翻腾。
台湾方面也加紧了宣传攻势，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反攻大陆"的言论。
刘万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他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必须要和台湾方面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变化时能够站对队伍。
他开始物色可靠的人选，准备派人去香港联络台湾方面。
第三十六军的辎重营营长李玉浩是刘万春的老部下，跟了他很多年，为人机灵，办事牢靠。
刘万春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7月初，刘万春把李玉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压低声音和他谈话。
刘万春对李玉浩说，要他去香港办点事。具体的事情，到了香港之后自然会有人联系。
李玉浩明白这不是什么正常的公务，但他不敢违抗军长的命令。
刘万春又强调，这件事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李玉浩答应了。
过了几天，刘万春又把李玉浩叫来，这次谈得更详细。刘万春让李玉浩到香港后，通过指定的地址联系台湾方面，听取台湾的指示，确定今后的联络办法，了解国内外形势。
刘万春特别叮嘱，一定要把台湾方面的意见带回来。
7月29日，李玉浩从包头出发，经过长途跋涉，8月8日到达香港。
他按照刘万春给的地址，找到了中统机关在香港的招待所。
接待他的人已经知道他要来，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说会尽快联系台湾方面。
几天后，一个叫张庆恩的人从台湾赶到香港。张庆恩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大陆方面的联络工作。
他和李玉浩见面后，详细询问了绥远起义部队的情况，询问了刘万春的现状和想法。
李玉浩如实汇报了情况。
他说刘万春现在担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表面上在配合工作，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台湾方面。
刘万春希望能够保持联系，等待时机。张庆恩听完后很满意，觉得刘万春还是忠于党国的。
张庆恩对李玉浩说，台湾方面对刘万春的处境很理解。
现在的形势确实对我们不利，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美国已经参加朝鲜战争，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蒋介石正在准备反攻大陆的计划，需要大陆内部有人响应。
张庆恩特别叮嘱李玉浩转告刘万春：要切实掌握好部队，待机反正，起码要等到明年秋后再行动。
当前千万不要乱拉部队哗变，那样只会打草惊蛇，暴露目标。要沉住气，表面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暗地里保持警惕。
张庆恩给李玉浩准备了一些东西带回去。有一本电报密码，这是今后联络用的。
有一封信，是写给刘万春的，里面有更详细的指示。还有一本书，看起来是普通的书籍，实际上里面夹着一些秘密文件。
另外还有140万元经费，这笔钱是给刘万春活动用的。
李玉浩接过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收好。他在香港又待了几天，确认没有人跟踪后，准备返回包头。
8月下旬，李玉浩启程返回。他坐火车经过广州、武汉、郑州、北京，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被人发现。
李玉浩回到包头时，刘万春正好不在，去北京开会了。
李玉浩又追到北京，在一个秘密的地点见到了刘万春。
刘万春接过李玉浩带回来的东西，仔细看了张庆恩的信，把电报密码收藏好，把经费藏了起来。
刘万春对李玉浩的表现很满意。他告诉李玉浩，今后还可能要他出去联络，让他做好准备。
李玉浩答应了。两人约定，以后的事情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刘万春拿到这些东西后，心里踏实了很多。他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台湾方面还记得他，还寄希望于他。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机会，到时候立功。从此以后，刘万春表面上继续做着解放军军长的工作，暗地里却在等待时机。
1950年下半年，绥远起义部队中开始出现各种不稳定的迹象。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会发生变化，蒋介石会反攻大陆。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绥远起义部队在短短两三个月里发生了五十多起叛变事件，参与人员多达三千多人。
10月底，骑兵第四师发生了最严重的一起叛变。骑兵第四师师长鄂友三指使部下叛变，导致第二团政委彭志超等十四名干部牺牲。
这起事件震惊了华北军区，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华北军区立即成立专案组，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情报部门发现了更多线索。
他们通过策反绥远地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武毓美，获得了大量台湾方面与大陆内部人员秘密联络的电文。
这些电文显示，不仅仅是鄂友三一个人在搞鬼，还有其他起义将领也牵涉其中。
情报人员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了刘万春头上。
李玉浩去香港的事情，他从香港带回来的密码本、信件、经费，这些都被一一查实。
刘万春派李玉浩去联络的时间、地点、接头方式，情报部门掌握得清清楚楚。
证据确凿，刘万春的秘密活动彻底暴露了。
1950年11月11日，公安部门将这一系列案件的主要涉案人员分别扣押归案。
11月26日晚，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向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其武通报了这一情况。
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挥下，当晚立即扣押了刘万春、鄂友三、张朴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