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为党牺牲了很多，建国后却隐姓埋名，毛主席：给他安排工作

1955年11月，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探照灯晃了一下，在昏暗走廊里，多年以推拿医生身份度日的董健吾被押去讯问。负责审查的人对他来路不明的“牧师—医生”双重履历心存疑虑，却拿不出确凿把柄。没人想到，这个须发斑白的老人，二十多年前曾在中央特科与陈赓、潘汉年并肩作战。

追溯时间线，还得从1925年说起。那年“五卅惨案”激起全国怒潮，圣约翰大学学生会里，董健吾带头降下美国国旗、升起青天白日旗并高呼“外侮当前，同胞当自强”。美国校长卜舫济大发雷霆，将他逐出校门。学籍失去，他却收获了另一条道路——认识了地下党互济会的成员，埋下火种。

两年后的4月12日，上海笼罩白色恐怖。全国“清党”风声鹤唳，冯玉祥部也在肃查队伍中。就是在此关头，冯玉祥的“随军牧师”董健吾递上入党申请书。冯玉祥拍桌子笑骂“怪牧师”，心里却明白此人去意已决。国民政府随后下密电要他人头，冯玉祥给了两百元路费，放他南下避祸。

1929年，他正式进入中央特科。外界只知“王牧师”周旋各大租界布道，不知他暗地里计算过敌探巡逻时差、协助击毙叛徒白鑫。最惊险的一次，是夜闯教会医院——那名出卖同志的机要干部负伤被严密看守，董健吾凭借牧师身份，游说内科护士与院牧，深夜换上白袍潜入病房，一枪了结，干脆利落。租界巡捕赶到时，特科人员早已换车脱身。

短暂喘息后，他又领到特殊任务：办一所专收革命遗孤的幼稚园。祖母分给他的几十亩祖田原可保衣食无忧，他却毫不犹豫卖掉田契，只留一纸收条。1930年春，大同幼稚园挂牌，恽代英、彭湃等牺牲烈士的孩子陆续入托。杨开慧殉难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被送来，叫他“王爸爸”。

一年不到，上海地下党遭破坏，幼稚园被迫解散，孩子们流落街头。董健吾夫妇靠典当、缝洗，将岸英兄弟重新接回家。生活拮据，十元津贴常常拖欠，但他咬牙撑了五年。1936年，经张学良牵线，他把岸英兄弟送上离沪飞机，辗转抵苏联莫尼诺尔儿童院。毛主席得知后，在陕北窑洞里口述“代我向王牧师致谢”。

同年冬，他又以“周继吾”的名义携宋庆龄密函，径赴延安。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到机场，还塞给他一封致毛泽东的手札。雨雪阻路，他翻山涉水六天，抵瓦窑堡，把两封信交到博古手中。几周后，瓦窑堡会议电复南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雏形由此确定。倘若没有这趟行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钟摆恐怕要再慢半拍。

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组织再次被破坏，董健吾与潘汉年的单线联络中断。为了照顾十几口人，他把仅存的银元换成推拿手艺，游走弄堂。岁月更迭，往事尘封。1955年“潘杨案”牵扯到早年旧人，他因此被错扣“伪敌特”，押进提篮桥。面对审讯，他只说：“我是教会里的王牧师。”

1960年9月，斯诺再访北京，以一句“How is Father Wang ？”撩起毛主席记忆。周恩来调卷历史，才发现“王牧师”就是董健吾。毛主席摇头低叹：“怪人一个。与许世友一样怪。”随即嘱咐陈赓：“去上海，请他出山，安排工作。”

1961年2月，陈赓推门进那幢紧邻锦江饭店的小楼。老人起身，两人相拥。陈赓轻声：“组织让你休息，可不能再跑了。”董健吾苦笑：“怕你官做大了，不敢来叨扰。”陈赓摆手：“特科那批人，剩下的不多。你不来，我也得找。”

同年春，中央批准任命，董健吾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薪水不高，但足够让他把多年典当的字帖原件一件件赎回，挂在墙上。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摇头：“写了，地下工作就不是地下了。”只在私下里给子女讲了一句——“这一生，没有辜负信仰。”

1970年，胃癌夺走他的生命。弥留前，他把旧银质怀表递给护士，请转交图书馆：“卖了书款，买几册世界史。”护士愣了半天才接过。那只怀表，是当年冯玉祥给他的路费所剩。董健吾说：“该物归原主——信仰与知识，本是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