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的一场秋雨刚停,蓟县马伸桥镇通往清东陵的黄土路上还冒着潮气。几名身影按着草帽匆匆穿行,他们脚边的铁锹与炸药包撞击出低沉的金属响声。带头的人三十来岁,左眉处一道旧刀疤,正是曾混迹山林的王绍义。日本投降后看守部队撤离,这处皇家陵寝瞬间成了“无人区”,他意识到“机会到了”。
王绍义原是小土匪。抗战末期,枪口一收便回村务农,靠砍柴过活。乡亲们以为他浪子回头,不料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孙殿英的旧路数。关增会——当年孙殿英手下的一名搬运工的侄子——给他绘了一张粗略“藏宝图”。两人一拍即合,再加上四名石匠凑成七人小队。王绍义定规矩:“东西挖出来,按出力分红。”一句话,几张白纸黑字的“欠条”,团伙便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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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他们趁白日放炮伪装开山取石,夜里钻进皇陵甬道。三天后,咸丰帝定东陵被炸出两尺宽裂缝。石板掀开,陪葬金银映着油灯泛出冷光,七个人屏住呼吸。气氛短暂凝固后,关增会低声嘟哝:“动手!”几只粗糙手掌开始扯凤冠,摘珍珠,撬玉玺。有人惊呼:“娘娘像活的一样!”王绍义瞪眼呵斥:“少废话,快抬走大件!”那一夜,车轮来回十趟,陵寝面目全非。
半个月内,咸丰帝、孝贞显皇后的墓葬、同治帝惠陵相继失守。最惹眼的是康熙地宫里的“九龙玉杯”。传说此杯可辨毒,亦可保温,王绍义却只当稀奇玩意。杯子归了关增会,换来的条件是指点更多机关暗道。两人谁也没想到,这只杯子在民国初期拍卖行情已可抵小半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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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天津城里开始出现散卖珍玩的小贩。一个翡翠扳指被换成两袋玉米面,一条金龙饰件兑了百元法币。国民党特务机关盯上了风声,戴笠派队清点现场,发现十一座陵门洞开。表面上是“追缴国宝”,骨子里却想截胡。与此同时,蓟县公安分局也收到密报,冀东军区15军分区抽调民兵封山查人。双重追捕让王绍义如坐针毡。
1946年1月23日深夜,六名同伙被民兵围堵在清东陵西侧山沟。刑侦队长高云卿审讯时直言:“说实话,留条命;嘴硬,就地正法。”众人怕死,供出全部经过,交回金银五斤十四两、珠翠若干。蓟县方面将案情电报发往北平。1月31日,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间隙批阅卷宗,批示:主犯枪决,务必追回流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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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农历除夕,清东陵寒风凛冽。六名盗墓主犯被绑赴陵前法场。载涛等清室后裔赶来旁观,眼含热泪。行刑前,贾正国喃喃道:“早知如此,不该起这念头。”枪声落定,尘土再次掩埋血迹。但最大祸首王绍义已携部分珍宝逃入天津八仙山。
接下来的五年,王绍义化名“王老三”,辗转宁河、玉田、盘山一带,以倒卖字画为生。为了遮掩,他把九龙玉杯埋在破土窖里,只敢偶尔摸出来把玩。蓟县公安局和华北各省市公安厅联合发出通缉令,却始终扑空。高云卿没有松劲,他判断:家人在,王绍义就不舍远走。
1951年3月初,群众举报一名女子穿戴异常:棉坎肩边缘镶着珍珠排饰。经比对,那串珠子的尺寸与康熙随葬品记录一致。侦查人员蹲守半月,发现女子每隔两天登八仙山送粮。3月17日拂晓,十多名干警包围山洞,王绍义猝不及防被擒。他被带下山时,还抓着一个木匣,里头正是“九龙玉杯”。高云卿打开记账簿,王绍义低头承认:“一共得手百余件,卖了大半,价钱还不如现在一块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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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飞往中南海。周恩来翻阅供词,再次批注:“罪大恶极,照例从严。”3月21日,天津卫戍区执行枪决,年仅36岁的王绍义落幕。此后,文物保管处对追回品逐一编号,九龙玉杯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如今陈列在东陵博物馆特展厅。
统计显示,此案涉及皇陵十一座,参与者上千,直接损失难以估算。许多散落民间的珠玉仍未归仓。遗憾,亦深刻。王绍义用性命验证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伸向国宝的黑手再快,也逃不过法律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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