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9月的一场秋雨刚停，蓟县马伸桥镇通往清东陵的黄土路上还冒着潮气。几名身影按着草帽匆匆穿行，他们脚边的铁锹与炸药包撞击出低沉的金属响声。带头的人三十来岁，左眉处一道旧刀疤，正是曾混迹山林的王绍义。日本投降后看守部队撤离，这处皇家陵寝瞬间成了“无人区”，他意识到“机会到了”。
王绍义原是小土匪。抗战末期，枪口一收便回村务农，靠砍柴过活。乡亲们以为他浪子回头，不料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孙殿英的旧路数。关增会——当年孙殿英手下的一名搬运工的侄子——给他绘了一张粗略“藏宝图”。两人一拍即合，再加上四名石匠凑成七人小队。王绍义定规矩：“东西挖出来，按出力分红。”一句话，几张白纸黑字的“欠条”，团伙便成型了。
10月上旬，他们趁白日放炮伪装开山取石，夜里钻进皇陵甬道。三天后，咸丰帝定东陵被炸出两尺宽裂缝。石板掀开，陪葬金银映着油灯泛出冷光，七个人屏住呼吸。气氛短暂凝固后，关增会低声嘟哝：“动手！”几只粗糙手掌开始扯凤冠，摘珍珠，撬玉玺。有人惊呼：“娘娘像活的一样！”王绍义瞪眼呵斥：“少废话，快抬走大件！”那一夜，车轮来回十趟，陵寝面目全非。
半个月内，咸丰帝、孝贞显皇后的墓葬、同治帝惠陵相继失守。最惹眼的是康熙地宫里的“九龙玉杯”。传说此杯可辨毒，亦可保温，王绍义却只当稀奇玩意。杯子归了关增会，换来的条件是指点更多机关暗道。两人谁也没想到，这只杯子在民国初期拍卖行情已可抵小半条铁路。
12月初，天津城里开始出现散卖珍玩的小贩。一个翡翠扳指被换成两袋玉米面，一条金龙饰件兑了百元法币。国民党特务机关盯上了风声，戴笠派队清点现场，发现十一座陵门洞开。表面上是“追缴国宝”，骨子里却想截胡。与此同时，蓟县公安分局也收到密报，冀东军区15军分区抽调民兵封山查人。双重追捕让王绍义如坐针毡。
1946年1月23日深夜，六名同伙被民兵围堵在清东陵西侧山沟。刑侦队长高云卿审讯时直言：“说实话，留条命；嘴硬，就地正法。”众人怕死，供出全部经过，交回金银五斤十四两、珠翠若干。蓟县方面将案情电报发往北平。1月31日，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间隙批阅卷宗，批示：主犯枪决，务必追回流失文物。
2月1日，农历除夕，清东陵寒风凛冽。六名盗墓主犯被绑赴陵前法场。载涛等清室后裔赶来旁观，眼含热泪。行刑前，贾正国喃喃道：“早知如此，不该起这念头。”枪声落定，尘土再次掩埋血迹。但最大祸首王绍义已携部分珍宝逃入天津八仙山。
接下来的五年，王绍义化名“王老三”，辗转宁河、玉田、盘山一带，以倒卖字画为生。为了遮掩，他把九龙玉杯埋在破土窖里，只敢偶尔摸出来把玩。蓟县公安局和华北各省市公安厅联合发出通缉令，却始终扑空。高云卿没有松劲，他判断：家人在，王绍义就不舍远走。
1951年3月初，群众举报一名女子穿戴异常：棉坎肩边缘镶着珍珠排饰。经比对，那串珠子的尺寸与康熙随葬品记录一致。侦查人员蹲守半月，发现女子每隔两天登八仙山送粮。3月17日拂晓，十多名干警包围山洞，王绍义猝不及防被擒。他被带下山时，还抓着一个木匣，里头正是“九龙玉杯”。高云卿打开记账簿，王绍义低头承认：“一共得手百余件，卖了大半，价钱还不如现在一块手表。”
案卷飞往中南海。周恩来翻阅供词，再次批注：“罪大恶极，照例从严。”3月21日，天津卫戍区执行枪决，年仅36岁的王绍义落幕。此后，文物保管处对追回品逐一编号，九龙玉杯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如今陈列在东陵博物馆特展厅。
统计显示，此案涉及皇陵十一座，参与者上千，直接损失难以估算。许多散落民间的珠玉仍未归仓。遗憾，亦深刻。王绍义用性命验证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伸向国宝的黑手再快，也逃不过法律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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