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看到回忆文章憋屈，上门“问罪”，杨得志翻开文章非常恼火

1980年3月，一册刚出炉的《星火燎原》第三卷被送到济南军区机关。孙继先翻到“大渡河”那一节，眉头顿时拧成结。他不急着说话，只关掉办公室的台灯，盯着那几行字：十七名勇士，一次强渡。他心里直犯堵——不是自己一定要争“勇士”名头，而是战斗经过被改得面目全非，这就等于让十八岁的他再次从小木船上“被挤”下去。

同年4月，孙继先借出差之名，悄悄来到北京西直门外杨得志的家。门一开，两位老战友对视片刻，气氛有些尴尬。孙继先把那本书递过去，只说一句：“老杨，你自己看看。”没别的话。杨得志接过来，刚翻两页，声音低下去：“这不是我的稿子！连火力配置都写错了，谁动了手脚？”

要弄清这桩“文字冤案”，得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5月25日。那天清晨，大渡河上空雾气弥漫，河面宽约三百米，浪头拍岸，船工都说“天要翻脸”。强渡命令却已下达，红一军团必须抢在国民党“堵截圈”形成前过河。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的孙继先，接到杨得志口令：“抢船、固守、接应——一步不能错！”随后，他挑出最稳当的一排枪手，再加自己凑够十八人，组成奋勇队。为了压缩时间，他甚至让炊事员把干粮分给其余二营三营，自己这支小队轻装上阵。

夜色里，突击队摸到安顺场外侧的马鞍山，先拔掉两处暗哨。零点过后，第一声枪响，敌人手忙脚乱。半小时内，渡口落入红军手中，只俘虏了六十多人。可真正的难点是对岸高耸的悬崖——清兵把守的四座碉楼瞄准船只，一旦下水就像靶子。凌晨五点，十八人趁炮火掩护分两船强渡，船到河心，一枚迫击炮弹在浪尖炸开，水柱冲天。鲁渊山掉进水里，好在被紧跟的朱光炎拉上船。约摸十分钟，第一船咬住岩石，绳索甩上岸头，几把机枪一并推上悬崖，狠狠压制了敌人火力。第二船凭借这条命索也安全靠岸。天亮前，红一团过河完毕，为后续部队开辟了生命通道。

可是，战后点名时出现了争议。按照作战命令，奋勇队“十八人、两船、分批”，可统计处因为把那名落水后被救起的鲁渊山漏登，遂成了“十七人”记录。杨得志和孙继先当时都在收拢部队，对这一纸统计表并未计较。写在战报上的数字顺理成章传到了延安，也就流布开来。

时间来到1965年，建军三十周年在即。中央军委要汇编一套回忆录，刘伯承点名：参加过大渡河的同志都要写。孙继先推辞，说自己念书少，放不下一支笔。刘帅摆手：“不写不行，历史得由当事人说话。”没辙，他只得回营房口述，让秘书整理。稿子完工后，送交军委审阅。

这份原稿中，孙继先如实写了“十八人分两船”，并清楚标出姓名。但之后编辑部在统一口径时，拿出了另一位留守延安干部1935年的日记，里头只记下“十七名勇士”。为避免混乱，编者在未经作者复核的情况下，把两篇稿子都调成“十七人一次渡”，连战斗细节也按过去惯例省略、合并。杨得志当时在外地，没赶上终审。书印出来，连他也成了“躺枪”的作者。

回到1980年的客厅，杨得志看清整个来龙去脉，从桌上拿起电话：“我找编辑部，你们怎么能随便改历史？！”电话那头一阵推脱。夜深人静时，两位老战友推杯换盏，杨得志叹气：“老孙，这事我担着。等我写回忆录，肯定写明十八勇士。”

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杨得志回忆录》。在“大渡河”章节里，他以指挥员身份详述当年的分工、火力配置、船只分配，清楚点名：孙继先、鲁渊山、李德才等十八人，分两船先后成功登陆，对岸守敌溃散。书面世后，军史研究所据此对《长征战役综览》作了技术性订正，注明“十八勇士”与“十七勇士”均见史料，以杨得志、孙继先共同回忆为更可靠口径。

遗憾的是，那时的舆论已习惯“十七勇士”提法，一时难改。孙继先被再次问及时，只挥挥手：“别老惦记这事，咱们兄弟活着比名声更难得。”1988年，孙继先在济南总医院住院，杨得志托人带去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十八勇士，缺你不行。”护士读给病榻上的老人听，他只是笑笑，说了句：“知道啦，还计较啥。”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离世。告别仪式那天，东郊英雄山陵园松柏成荫。杨得志因病未能到场，派来长子代为执绋，并送来挽联：大渡夺舟，枪声犹在；热血渡江，壮志长存。至此，这段写错的文字引发的波折才算落下帷幕。

“十八勇士”与“十七勇士”的争议，也提醒后来者：史实的分量，并不在数字的奇偶，而在忠于真相的态度。每一次校对、每一次印刷，都关系到后人了解那条血火征途的方式。文字也许会改，但搏命的身影不会抹去，孙继先与战友们当年在汹涌河水里撑起的小船，依旧稳稳地停泊在中国革命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