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接见黄永胜，闲聊时询问：知不知道张宗逊在哪儿？

1965年6月的济南有些闷热，黄河岸边的演兵场却热闹非凡。济南军区正在组织大规模协同演练，一位步履稳健、说话带着关中口音的上将正盯着沙盘反复比划，他就是张宗逊。有人悄声感叹：“老张从延安到西北野战军，再到现在，折腾半辈子，还这么拼。”无人想到，六年后，他的名字会突然闯进中南海的一段闲聊。

张宗逊生于1908年，陕西渭南人，家中务农。1927年9月，他在湖南文家市第一次听毛泽东讲话。那天，秋收起义余部情绪低落，毛泽东站在一只摇晃的小凳子上，声音沙哑却铿锵：“枪杆子里出政权，路再难也得走。”张宗逊站在人群里，心里像被点燃了一把火。他后来回忆：“当时一句‘跟我走’就够了。”从那一刻起，他把这位身材高大的湖南人视作主心骨。

同年10月，部队转到江西水口镇休整。清晨，张宗逊指挥四连练队列，毛泽东背着手绕场观看，忽然停下问：“小伙子，贵姓？”张宗逊立正回答：“张宗逊，陕西渭南人。”毛泽东笑道：“原来是姜太公老乡，难怪身板硬。”一句玩笑化解拘谨，也为两人后来的信任埋下伏笔。

到1935年长征结束，张宗逊已是红九军团参谋长；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他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配合彭德怀转战陕甘宁，硬是把兵力与装备都占优势的胡宗南拖成疲兵。1949年进军大西北，他率二十万大军横扫兰州、西宁，终结了国民党在西北最后的据点。正因这段经历，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授衔礼毕，他回到住处，对警卫员说：“从副连长到上将，靠的是实干，不是花哨。”

然而，事业高峰后并非坦途。1960年代初，部队调整精简，他主动请缨去军委训练总监部，编写战术条令。1966年风浪骤起，他在总参谋部任职，因坚持原则，受到指责。1969年初，他被安排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名义上是“支左经验交流”，实则回避风头。老部下朱新林探望，说了一句：“首长，这里离北京太远了吧？”张宗逊摆摆手：“离北京远点，离战士近点。”

时间来到1971年1月。一天清晨，毛泽东在游泳池边批阅文件，突然抬头对工作人员说：“把黄永胜叫来。”中午，黄永胜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谈完工作后，毛泽东靠在藤椅上，忽然问：“知不知道张宗逊在哪儿？他现在干什么？”黄永胜愣了一下，答道：“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毛泽东点头：“嗯，他这个人，我放心。”对话不过几秒，却把张宗逊的名字重新推到权力中心的视线里。

黄永胜离开不久，毛泽东让秘书查阅张宗逊履历、健康状况。中南海的灯亮了一夜。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谈到部队后勤问题：“打仗靠前线，也靠后方，后勤要有人懂业务，懂打仗的更好。”熟悉内情的人当即想到张宗逊：打过硬仗、管过训练，既是将才也懂后勤。

1973年6月，中央发出一道任免命令：张宗逊任总后勤部部长。电报送到济南军区机关，他看了良久，低声说：“毛主席还记得我。”随后，他只带两名随员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到达当天，他走进总后勤部大楼，第一句话是：“伙食账目先拿给我看看。”不少干部心里直打鼓：来了个动真格的。

上任不到半年，他跑遍华北、东北、内蒙古多个仓库。库房管理混乱、库存数字不符、战备物资分布失衡，他一一登记。在东北某仓库，他脱下将星闪亮的大衣，亲自和战士抬木箱。年轻干部劝阻，他直说：“打仗时，弹药不等人，一秒钟能决定生死。”那天，他留下半个草稿本的整改意见，处处写着“限三个月完成”。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震。北京震感强烈，张宗逊被从床上晃醒，立刻拨通作战值班电话，下令：“紧急启用甲级救灾预案。”随后，他赶到总后勤部指挥车，两小时内调集三十列军列、百余台运输机。凌晨四点，他要求后方仓库“边装车，边报数，不许漏一件”。唐山铁路中断，他决定空投药品、帐篷。工作人员提醒：“夜航风险大。”他沉声回应：“灾民更危险。”清晨第一批物资降落唐山南郊，救援部队迅速展开。有人事后统计，仅前五天，军队空投、陆运物资六万余吨。军委来电：“张宗逊同志指挥得当。”他只回了四个字：“本分而已。”

张宗逊的作风仍旧朴实。1978年春，他去河北宽城检查油料仓库，伙食连只准备了普通荞麦面。他吃完，夹着文件夹就往库区走。警卫员小声抱怨：“首长，咱也算中央来人，标准低了点吧？”他回头一句：“老百姓哪天能天天吃白面，再说这话。”说罢，大步流星。

回首张宗逊的一生，关键节点都与毛泽东的一句关心、一道命令紧密相连。从秋收起义的雨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钢铁洪流，再到1971年那次看似随意的询问，张宗逊始终没有脱离“兵”的本色。他用行动证明：信任是一种责任，被点名是一份担当。直到1986年病逝，他仍在桌上留着那本泛黄的笔记，上面写着一句话——“永做党和人民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