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50年11月的北京，秋风萧瑟，梧桐叶正黄。华北军区准备召开一场总结部队改造工作的重要会议，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召集各地起义部队的主要将领进京开会。
会议的主题是总结一年来起义部队改编工作的经验得失，为下一步的工作制定方针。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起义将领们陆续抵达北京，他们中有的来自华北，有的来自西北，还有的来自华东。
这些昔日的国民党将领，如今都已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肩章上闪闪发光的军衔标志着他们在人民军队中的新身份。
刚刚走下火车的刘万春，身着整齐的解放军军装，胸前佩戴着第36军军长的标识。
他的步履沉稳，神情庄重，看起来与其他与会将领并无二致。
作为解放军第36军的负责人，他本应满怀信心地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向组织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成绩。
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来来往往的旅客中，刘万春的军装显得格外醒目。
站台上的工作人员认出了这位将军，纷纷向他敬礼致意。
刘万春也礼貌地回应着，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看起来心情不错。
就在刘万春提着行李准备前往会议驻地时，几名身着便装的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他们的表情严肃，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其中一人礼貌但坚决地叫住了刘万春。
当刘万春看到那份文件上的内容时，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中的行李箱也不由自主地滑落到地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一】保定军校的军事生涯起步
刘万春，字寿山，1900年出生于河北交河的一个回民家庭。
这个位于华北平原的小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刘万春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家境算得上殷实。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读书和从军是寻常百姓家孩子改变命运的两条主要道路。
少年时期的刘万春身材高大，性格沉稳，在同龄人中颇有威信。
他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特别是在单杠、双杠等器械运动方面表现突出。这些特长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1920年，二十岁的刘万春从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毕业。
这所学校虽然不如保定军校名气大，但也是当时培养军官的重要院校之一。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二师曲月半部，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边防军的生活艰苦而单调，但对于初出茅庐的刘万春来说，这里是学习军事知识和积累实战经验的宝贵平台。
他勤奋好学，不仅认真学习各种军事技能，还广泛阅读军事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1921年至1924年，刘万春进入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保定军校被誉为"中国军官的摇篮"，培养出了众多著名将领。
在这里，刘万春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保定军校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除了军事课程外，学员们还要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
刘万春在各门功课中都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战术学和军事地形学方面成绩优异。
他的毕业论文《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得到了教官的高度评价。
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王都庆部担任见习军官。
王都庆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军事将领，对部下要求严格，治军有方。
在王都庆的部下工作，刘万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军事管理经验。
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职业军人生涯，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务。
每一个职位上，刘万春都兢兢业业，认真履行职责。他善于团结部属，关心士兵生活，在部队中很快就建立起了威信。
1925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刘万春晋升为师部副官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基层军官步入了中级军官的行列。
作为副官长，他需要处理的事务更加复杂，承担的责任也更加重大。
1926年，刘万春兼任独立团团长，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
同年，他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番号为第8师第1团，他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团长。
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番号的改变，更意味着他投身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
在北伐战争的浪潮中，刘万春逐渐崭露头角。他指挥的第1团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战绩斐然。
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军旅生涯也因此步步高升。
部下们都敬佩这位既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又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团长。
1930年后，刘万春调任山西省绥靖公署担任少将高参兼独立第7旅旅长，开始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这里的军事环境复杂，政治斗争激烈。
刘万春在这样的环境中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蒋介石的赏识与提拔
1927年1月10日，这是一个改变刘万春人生轨迹的重要日子。
当时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各路北伐军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的士气正盛。
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经常深入前线视察部队，了解战斗情况，鼓舞士气。
这一天，蒋介石按计划要到武汉视察部队。原定的行程是视察几个主力师，但在视察过程中，蒋介石临时决定前往独立第八师看看。
这个突然的决定让师长刘春荣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事先没有任何通知，部队也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
刘春荣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迅速组织接待。他亲自陪同蒋介石一行前往各个团进行视察，希望能给总司令留下好印象。当他们来到第一团的驻地时，正值下午训练时间。
当时正是冬季，天气寒冷，但士兵们的训练热情不减。各营连正在进行刺杀、跳木马、单双杠等项目的操练，训练场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团长的刘万春，正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士兵们一同进行训练。
刘万春一直坚持与士兵同训练、同生活的作风。他认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士兵的需要，才能在关键时刻指挥若定。
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军界并不常见，很多军官都认为这样有失身份。
就在刘万春正在单杠上做动作时，突然听到一声"立正"的口令。
他迅速从单杠上跳下，回头一看，发现一群身着军装的人员正向这边走来，为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刘万春迅速整理军装，虽然刚刚训练完毕有些气喘，但还是精神抖擞地向蒋介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蒋介石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的团长，对他能够与士兵一同训练的做法表示赞赏。
蒋介石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训练。得到总司令的许可后，刘万春随即展现出他的军事素养和身体素质。
他重新回到单杠前，一跃而上，做出了杠上倒立的高难度动作。
接着，他又在单杠上做起了车轮式的翻转，动作娴熟流畅，引得在场人员纷纷叫好。
蒋介石对刘万春的表现印象深刻。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军官能够做出如此高难度的体操动作，更难得的是他能够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
这种精神正是蒋介石所倡导的，也是北伐军能够屡战屡胜的重要因素。
视察结束后，蒋介石特别询问了刘万春的情况。
当得知这个年轻的团长毕业于保定军校，而且在历次战斗中表现英勇时，蒋介石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临别时，蒋介石拍着刘万春的肩膀说："好好干，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军官。"
从此以后，蒋介石记住了这个与士兵一同操练的刘万春。
在蒋介石的心中，刘万春代表了理想军官的形象：既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又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还具备了良好的军校教育背景。
在蒋介石的关注和提拔下，刘万春的仕途一帆风顺。1930年初，他担任第二十军第二旅旅长，成为了少将级别的高级军官。
这个提升来得很快，在当时的军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31年秋，刘万春又调任太原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太原绥靖公署是当时华北地区的重要军事机构，能够在这里任职说明了刘万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高层次的认可。
这些任命都体现了蒋介石对刘万春能力的认可和对他前途的看好。
在蒋介石的提拔下，刘万春不仅在军事上得到了发展，在政治上也逐渐接近了国民党的核心圈子。
这种特殊的关系对刘万春后来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抗日战争中的战功显赫
1936年11月，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地区的军事态势日趋紧张。
刘万春被调任独立第7旅少将参谋长，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守卫山西与绥远交界地区，防止日军从东北和华北两个方向对山西形成合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刘万春所在的独立第7旅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准备随时投入对日作战。同年12月，他调任第35军第73师少将参谋长，职责更加重要。
第35军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
刘万春在这支部队中担任师参谋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和协调各部队行动。他的军事才能在这个职位上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8年4月，刘万春担任绥远省游击军第2旅少将旅长。绥远省地处华北前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游击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
绥远地区地形复杂，既有平原也有山地，既有草原也有沙漠。
这种地形特点为游击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对指挥官的军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刘万春凭借在保定军校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实战经验，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作战环境。
1939年3月，刘万春升任绥远第2游击区少将司令，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
作为游击区司令，他不仅要指挥军事行动，还要负责地方政务，协调军民关系，任务十分繁重。
在担任游击区司令期间，刘万春组织了多次对日军的袭击行动。
他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给日军造成了很大困扰。
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强，来去如风，经常在日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1936年，当时还在独立第7旅的刘万春就曾奉命来到归绥，协同第35军第73师第20旅孙兰峰部向蒙古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对日作战，也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经历。
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重大。当时日军刚刚占领东北，正在向华北渗透，绥远地区是他们南下的重要通道。
刘万春和孙兰峰等将领率领部队主动出击，显示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决心。
经过几天的激战，刘万春的部队虽然伤亡严重，但战果显著。他们缴获了大量日军的枪支弹药，其中包括山炮、汽车和坦克等重型装备。
更重要的是，他们击毙了多名日军军官，其中包括一名大佐级别的指挥官。
这次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
日军大本营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个地方发起如此猛烈的攻击，更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当然，日军不会轻易放过这次失败。他们很快调集重兵，准备对绥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面对敌人的反击，刘万春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准备迎战。
日军的反攻来得很快也很猛烈。他们动用了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了轮番轰炸。
刘万春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
在五原地区的争夺战中，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
刘万春接受傅作义的命令，率部驻扎在乌镇一带，负责阻击可能从包头方向来犯的日军。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旦失守，整个河套地区就会落入敌手。
刘万春在乌镇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他深知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守住这里，不仅自己的部队会遭受重大损失，整个抗战大局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数日的激战中，刘万春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他既要指挥部队抵御日军的猛烈攻击，又要想方设法减少自己的伤亡。
在他的精心指挥下，部队虽然面临巨大压力，但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
1942年7月，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刘万春被任命为新编骑兵第3师少将代理师长。
这是对他军事才能的进一步认可，也标志着他在军事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骑兵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广袤的华北和西北地区。
刘万春对骑兵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发挥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运动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3年2月10日，刘万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这个晋升虽然在军衔上有所降低，但实际上是因为军队编制调整的需要。
同年7月，他调任暂编第17师少将师长，重新回到了少将级别。
1944年10月23日，刘万春调升第35军少将副军长。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在华北战场上赫赫有名。
能够担任这支部队的副军长，说明刘万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傅作义的充分认可。
1945年6月28日，刘万春晋任陆军少将，这是对他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的正式确认。
同年8月，他兼任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管辖的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大。
这一系列的任命表明，刘万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得到了各级的认可。
他的军事才能在实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特别是在绥远地区的抗日作战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为后来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刘万春从一个旅级军官成长为军级军官，这不仅是军衔上的提升，更是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的全面提高。
他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经验，成为他后来军事生涯的宝贵财富。
【四】绝境中的重要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是走向和平民主，还是继续内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个中国人面前。
对于刘万春这样的职业军人来说，这个选择更加复杂和痛苦。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
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是当时绥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机构，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和防务。
傅作义兼任司令，刘万春作为副司令，实际上承担了很多具体的管理工作。
绥远地区在抗战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需要重建，经济需要恢复，这些都需要军队的参与和支持。
刘万春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为绝远地区的战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2月，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刘万春调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这个职务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也标志着刘万春被卷入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傅作义担任总司令。
刘万春作为驻绥部队指挥所的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董其武指挥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刘万春兼任第111军军长。
这是一个关键的任职，因为第111军是绥远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其态度将直接影响整个绥远地区的前途。
第111军下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总兵力约2万人，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较强。
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数是绥远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在民众中也有一定影响。
1949年7月，刘万春升兼第9兵团副司令官。第9兵团是绥远地区最大的军事集团，司令官是孙兰峰，刘万春作为副司令官，地位进一步提升。
此时的刘万春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选择。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战争的大局已定。
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接连败退，士气低落，败象已露。
华北地区的局势更是急转直下，北平和平解放在即，绥远地区作为华北的一部分，其前途也变得扑朔迷离。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为国民党卖命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但投靠共产党又心存疑虑。
刘万春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他需要在忠诚于旧主和顺应历史潮流之间做出选择。
1949年1月21日，第111军通过电台与国民党总台取得联系，获知傅作义已经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消息对刘万春来说既是震惊也是困惑，他不知道自己的老上司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万春将这一消息告诉董其武后，董其武也感到非常意外。
为了确定消息的真实性和了解具体情况，董其武决定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傅作义了解情况。
董其武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与傅作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当他返回绥远时，带回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消息：傅作义还在与中共协商，具体结果尚未确定。
这个消息让刘万春更加困惑。作为111军军长，他需要为部下的前途负责，也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
一方面，他对继续内战深感厌倦，认为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另一方面，他又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投靠过去会是什么结果。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刘万春决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
他一方面停止了对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和平谈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了他内心的纠结和困惑。
5个月后的6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等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前往绥远，准备推动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这个协议的到来，迫使刘万春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
当王克俊一行到达绥远时，刘万春的态度显得十分复杂。
他要求王克俊先不要把协议拿出来，理由是部队的很多官兵还不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不相信共产党会信守承诺。如果贸然公布协议，可能会引起部队的骚动。
这种态度反映了刘万春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虽然理智上知道和平是大势所趋，但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多年来对共产党的偏见和误解，使他对和平协议持怀疑态度。
同时，刘万春也担心自己在和平解决后的地位问题。
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在过去的内战中做过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对待他。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改变政治立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王克俊等人的耐心工作下，刘万春逐渐了解了共产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
共产党承诺，只要真心起义，既往不咎，还会根据个人能力安排适当工作。
这些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刘万春的顾虑。
【五】绥远起义的历史时刻
1949年8月24日，这是绥远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按照中央的指示，傅作义与邓宝珊乘坐专车从北京出发，前往归绥推动绥远和平起义。
这趟专车承载着和平的希望，也承载着历史的重任。
傅作义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劝说绥远的军政人员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
作为在绥远地区深耕多年的军事领袖，傅作义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态度将直接决定绥远问题的解决方式。
当专车驶入归绥车站时，董其武亲自率领包括刘万春在内的多位军政要员前往迎接。
车站上人头攒动，当地的军民代表也赶来欢迎。这个场面既庄重又热烈，充分体现了绥远军民对和平的渴望。
刘万春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傅作义的到来将彻底改变绥远的政治格局，也将改变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
这种改变是历史的必然，但对个人来说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傅作义走下专车时，刘万春和其他将领一起向他敬礼。
傅作义的脸上带着疲惫但坚定的表情，他知道自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两日后的8月26日清晨，傅作义按照既定安排，前往由刘万春指挥的第111军驻地进行视察。
这次视察不同于以往的例行检查，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傅作义要通过这次视察，向官兵们传达和平起义的重要意义。
第111军的营房里，士兵们早已列队等候。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精神饱满，展现出了良好的军容军纪。
刘万春陪同傅作义检阅了部队，向他汇报了部队的基本情况和战斗准备状态。
检阅结束后，傅作义亲自向部队颁发了慰问金。这些慰问金虽然数额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
它代表着上级对部队的关怀，也暗示着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官兵们接过慰问金时，脸上都带着复杂的表情。
当日下午，傅作义在绥远军政大楼召集了师长、旅长、团长以及绥远省府局级以上干部，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气氛严肃而紧张。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会议将决定绥远的前途命运。
傅作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回顾了当前的战争形势，指出国民党军队已经大势已去，继续抵抗只会增加无谓的牺牲。
他强调，和平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接着，傅作义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他说，共产党承诺既往不咎，还会根据个人能力安排合适的工作。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大胸怀，也为起义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
傅作义的讲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刘万春也在认真聆听，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
在傅作义的耐心劝说和悉心解释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展开。
军政人员们开始讨论起义的具体事宜，包括起义宣言的起草、起义时间的确定、部队的整编计划等等。
刘万春虽然内心仍有顾虑，但在大势面前，他也开始倾向于支持起义。
他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给绥远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军人，他有义务为部下和民众的福祉考虑。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时机日渐成熟。1949年9月19日，这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的清晨，归绥城显得格外宁静，似乎在等待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上午10时，绥远军政大楼内举行了隆重的起义签字仪式。会议室里庄严肃穆，起义宣言已经起草完毕，等待着各位代表的签名。
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当起义宣言被宣读时，会议室里静得只能听到读报人的声音。
宣言庄严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确指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些话语振聋发聩，标志着绥远历史的重大转折。
签字仪式开始了。董其武作为绥远军政界的代表，第一个在起义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签名苍劲有力，体现了他对这一决定的坚定支持。
接下来，其他代表也依次签名。当轮到刘万春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激动。他知道，自己即将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轨迹。
刘万春深吸一口气，在起义宣言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签名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的选择，也代表着第111军的2万官兵的选择。
从这一刻起，他们将告别过去，走向新的未来。
签字仪式结束后，起义宣言立即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布。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喜讯。
这个消息如同春雷一般，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当天下午，归绥城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军民代表们高举标语，齐声高呼"绥远和平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刘万春参加了庆祝游行，看着街道两旁欢呼的民众，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他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仍然感到忧虑。
次日，中央发来了嘉奖慰勉的电报，对绥远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电报指出，绥远起义"为全国的和平解放树立了良好榜样，体现了爱国将领的正确选择"。
这个电报极大地鼓舞了起义人员的士气。
电报还宣布了对起义部队的具体安排：刘万春率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骑兵保安团赴宁夏参加解放战争，协助解放军完成西北地区的解放任务。
这个安排表明，中央对起义部队是信任的，愿意让他们继续发挥军事作用。
对于刘万春来说，这个安排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需要证明自己起义的诚意，也需要在新的战斗中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
这将是他军事生涯的新开端，也是检验他政治立场的重要机会。
1949年12月9日，历经了宁夏战斗洗礼的第111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
这次改编不仅仅是番号的改变，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刘万春被正式任命为第36军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新组建的第36军下辖第106、第107、第108师和骑兵旅，全军共1.3万余人。
改编仪式在包头军营内隆重举行，五星红旗在军营上空高高飘扬。
刘万春穿着崭新的解放军军装，胸前佩戴着军长标识，在全军官兵面前庄严宣誓，表示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为人民军队的建设贡献力量。
此时的刘万春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带领第36军完成从旧军队向人民军队的彻底转变。
按照常理，一个刚刚获得新生的起义将领，应该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忠诚。
可是，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在刘万春担任第36军军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直接介入朝鲜半岛局势，中美之间的对抗急剧升级。
台湾方面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声称美国将全力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
这些宣传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大陆，对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起义将领产生了微妙影响。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开始幻想国民党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刘万春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开始出现波动。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1950年7月的一个深夜，刘万春在自己的住所内先后两次秘密召集所部辎重营营长李玉浩进行密谈。
室内只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两人压低声音交谈着什么。刘万春神情严肃，不时看向门外，确保谈话不会被第三人听到。
在这次密谈中，刘万春向李玉浩布置了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性质和目的，将彻底改变刘万春的命运轨迹，也将成为检验起义将领真正立场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