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忆名将高敬亭之死：他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

“1945年春天的延安窑洞里，您真觉得高敬亭没必要枪决？”我曾听一位老新四军代表这样追问毛主席，他只沉默片刻，道：“不该杀。”那声叹息，像风吹旧旗，久久不散。

1939年夏至，皖南山区闷热如蒸笼。6月20日凌晨，新四军第四支队旧部被集合在一块空地，高敬亭被命令“就地正法”。枪声回荡数秒后，山林归于寂静。当夜，距离数百里外的延安，中央起草完最后一份电报：调高敬亭来延安学习，暂勿处分。电报发出时，人已不在。

很多年后，毛主席在安庆听取汇报时提到这段旧事，他用极低的声音说：“中央说的不杀，他们还是杀了。”一句话，让在场的干部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安庆地委书记回忆，主席的脸色那天一直未曾舒展。

32岁的高敬亭，出生于霍邱一个佃农家庭，少年时挑盐、放牛，脾气硬得像磨刀石。21岁参军，第二年入党，几年间从排长到师长，再到红二十八军军长，靠的就是那股“不服输”。徐海东谈起他，总爱用“犟牛”形容，“打仗要命令，他先冲上去，命令随后跟”。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高敬亭率七十五师留下，大别山一带弹药紧、粮秣缺，他便“化整为零”。刀把子握得紧，地道挖得深，硬在十多万国军重围中支撑三年。陈赓后来对学员说：南方八省游击队不少，但能整建制扛过三年，只有他那一支。

1937年底，新四军组建，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分任其余三支队支队长。论兵员火力，第四支队最壮，其中三个主力团、一个手枪团，枪一响，整个大别山区都跟着抖。周总理在武汉把高敬亭介绍给王明时，只淡淡一句：“大别山的游击专家来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分量。

打仗勇，却不代表事事都顺。高敬亭长期与中央通信脱节，习惯了“山上开会，山下开枪”的作风，对从延安、国统区派来的干部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新四军东进敌后，他一度抱怨：“好不容易扎下根，凭啥全拔走？”这种情绪，被部分同志解读成“消极抗日”。

王明手握长江局日常事务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发出“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的指令。高敬亭火气上来，回电说：“大别山是我命根子。”在政治气氛紧张的三九年初，这种直来直去显得格外刺眼。项英随即向中央报告：“此人再不处理，将尾大不掉。”

雪上加霜的是，两名心腹杨克志、曹玉福卷走公款叛逃南京，坊间谣言“山大王要跟张国焘一样走”。张国焘此时正在重庆军统机关活动，蒋介石给他的任务之一便是策反旧部。时机、流言和个人脾气交织，把高敬亭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枪决决定来得突然。按照当时的内部说法，是“纪律问题、政治问题并重”。值得一提的是，皖南事变前后，军纪、情报、安全格外敏感，“宁可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的气氛笼罩新四军机关。徐海东后来回忆：“项英主张迅速处理，粟裕、张云逸都有疑虑，但阻拦不及。”

6月20日，执行队按惯例三枪齐发。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再申辩的机会。托人送往延安的那封求情信，走到半途便失去意义。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震动，周恩来专门找人核实，“怎么会这么快？”可结果已成既定事实。

七十年代，毛主席病重期间收到高凤英的信，他在病榻上让秘书念完，随即批示“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主要是项英”，并嘱汪东兴着手调查。当年参与执行的几位老兵回忆，最怕的不是追责，而是再听到毛主席那句话：“人没了，教训该记住”。

1980年，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徐向前、粟裕、李先念等纷纷到场。徐向前低声跟万海峰说：“这一别，整整四十一年。”雨下得很细，墓碑前挤满白发人，气氛比天色更灰。

有人问，高敬亭若不死，历史会怎样？答案无人能给。但从中央七大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七五年、八零年的数次调查、平反，一条线清晰可见：功过要分，制度要修，血的教训不能再来一次。大别山深处，至今仍流传那句老话：“打仗要像高司令，批评要像延安。”一句看似矛盾的话，背后藏着先辈们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高敬亭之死已成为文件、碑文和口述史里的名词。但只要想起毛主席那句“中央叫不杀，他们还是杀了”，就会明白，革命年代最难得的并非勇敢——而是勇敢之外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