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这人活了半辈子，就跟我们县城里那些铺路的石子一样，普通，但结实。我叫陈默，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靠着“实在”两个字混饭吃。
我以为，只要我本本分分，把腰弯得比谁都低，就能护着我儿子小宇平平安安地长大。
可我忘了，这世上总有些开着豪车的人，他们不看路，只看谁挡了他们的道，然后一脚油门碾过去。
我那在学校里连大声说话都会脸红的儿子，就这么被人碾了。电话打来的时候，我还在给客户算水泥的方量。
赶到医院，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疼得满头冷汗，连呼吸都带着“嘶嘶”声的小宇。医生告诉我，三根肋骨，骨裂。
那三个字，像三把烧红的锥子，一下就扎进了我心里。那一刻，我什么建材店老板，什么老实人陈默，都不是了，我就是一头崽子被伤了的老狼，眼睛都红了，只想把下黑手的那个畜生撕成碎片！
可我一头撞进派出所，撞上的不是法律的庄严，而是一堵用权力和人情糊起来的墙。那个打人的小王八蛋，翘着二郎腿，眼神轻蔑得像在看一条狗。
他那个涂着鲜红指甲的妈，从名牌包里甩出二十万，那口气，就像打发路边的乞丐。
王所长满脸堆笑地劝我：“老陈，差不多得了，人家是李副县长的公子！”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公道？在这里，李副县长的名字，就是最大的公道！
那之后，天就变了。消防封了我的店，税务搬走了我的账本，合作多年的老板看见我都绕着走。我像一只被蛛网粘住的虫子，越挣扎，缠得越紧。
直到我儿子在病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爸，要不算了吧，我不想你这么累。”
我再也忍不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医院走廊的尽头，哭得像个孩子。哭完，我擦干眼泪，心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狠劲。
我翻出一个十年没拨过的号码，对着电话，一字一句地说道：“老铁，辛苦一趟，请咱们的副县长上来‘喝茶’四个钟。”
01
我叫陈默，沉默的默。人到中年，性子也确实磨得跟名字差不多了，在县城里开了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不好不坏地过了十几年。可就在那个下午，我所有的沉默，都被儿子小宇一声痛苦的闷哼给击得粉碎。
我靠在医院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墙壁冰凉，像是要把我心里那点热气也吸走。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全是小宇被推进去前，那张因剧痛而扭曲的小脸。
他才十六岁，正是拔个儿的年纪，瘦长的身板，穿着他最喜欢的球衣，现在那身球衣上，沾着土，还带着血。
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疲惫但还算平静的脸。“陈先生，孩子没事了，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我猛地站直，几乎是冲到他面前：“医生，他……他怎么样？”
“左侧第七、八、九，三根肋骨骨裂，万幸没有刺破内脏。需要在医院观察几天，回家后静养至少三个月，不能剧烈运动。”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过你放心，年轻人，骨头长得快。”
我听着，感觉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了，透不过气来。三根肋骨。我闭上眼，仿佛能听到骨头裂开时那清脆又恐怖的声音。小宇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指望。他妈妈走得早，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他很争气，成绩中上，性格有点内向，但特别懂事，从没在外面给我惹过是生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平平安安地长大，考个好大学，过比我舒坦的日子。
可现在，他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手背上扎着针，挂着吊瓶。我坐在他床边，看着他紧闭的眼睛和微微颤抖的睫毛，心疼得像被刀子来回割。
安顿好儿子，我立刻打车去了派出所。我得知道，到底是谁，能下这么重的手。
接待我的是城关派出所的王所长，一个四十多岁、肚子微凸的中年男人。他一见我，就表现得特别热情和熟络，又是递烟又是泡茶，嘴里说着：“老陈，别急，年轻人火气大，在球场上有点磕磕碰碰也正常，我已经派人去了解情况了。”
我没接他的烟，也没碰那杯茶，只是一遍遍地问：“王所，打人的是谁？”
他眼神有点闪躲，嘴里含含糊糊地打着哈哈：“正在查，正在查。”
就在这时候，调解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浑身香水味的女人领着一个少年走了进来。那少年也就十六七岁的模样，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眼神里全是桀骜不驯。他看到我，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不屑的冷笑，那表情好像在说：看，我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蹿了起来。我认得他，李伟，我们县常务副县长李长河的独生子，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王所长一看来人，像是屁股上安了弹簧，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哎哟，李夫人，您来了。小伟也来了。”那态度，比对我亲热了十倍不止。
调解室里，李夫人抱着胳膊，从头到尾都用眼角看人，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她那个宝贝儿子李伟，更是把头扭向一边，摆弄着自己的手机，好像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王所长在中间卖力地“调解”，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对方身份特殊，让我“顾全大局”。他把“李副县长”这四个字咬得特别重，像是在提醒我，也像是在警告我。
“陈先生，你看，李夫人这边也很有诚意。”王所长说着，眼神示意了一下。
李夫人像是接收到了信号，不情不愿地从她的鳄鱼皮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钞票，“啪”地一声轻蔑地扔在桌上。“这五万块，医药费、营养费，都在里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她的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
我死死地盯着桌上那沓刺眼的红色钞票，又看看李伟那张毫无悔意的脸，再想想我儿子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一股血气直冲头顶，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冻住了，又在下一秒瞬间沸腾。我一言不发，慢慢站起身，端起面前那杯王所长给我泡的、我一口没喝的茶。水还是温的。
我走到李伟面前，在他和他妈惊愕的目光中，手腕一斜，把整杯茶水，连同茶叶，不偏不倚地全倒在了他那双崭新昂贵的限量版球鞋上。
“啊——”李夫人尖叫起来。
李伟也跳了起来，指着我骂：“你他妈有病啊！”
整个调解室瞬间陷入死寂。王所长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把空了的茶杯轻轻放回桌上，发出“嗒”的一声脆响。然后，我看着他们，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儿子的伤，咱们法庭上见。”
02
我说完那句“法庭上见”，整个派出所的气氛就变了。王所长脸上那种“为你好”的油滑笑容消失得一干二净，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漠面孔。他把我的报案材料往旁边一推，冷冰冰地说：“陈先生，你要走法律程序也行。不过我得提醒你，案发现场那个篮球场是老旧场地，监控早就坏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是李伟的同学，人家说了，是你儿子先抢球撞人，才引发的冲突。”
我简直要气笑了。黑的能说成白的，死的能说成活的，就因为打人的是李副县长的儿子？我压着火，从派出所出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告！砸锅卖铁也要告！
我的建材店开了十几年，靠的就是诚信二字，从不卖假货、缺斤短两，所以积累了不少老客户，在县城这个小社会里，自认也算有点人脉。我以为，找个好律师，打这场官司，就算赢不了，至少也能讨个公道。
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找了县城里最有名的张律师，他听我把事情一说，又听到“李长河”这个名字，立刻就面露难色，说自己手头案子太多，实在抽不出空。我又去找了以前帮我处理过合同纠纷的王律师，他更直接，劝我：“老陈，听我一句劝，这事儿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这鸡蛋碰石头，碎的只能是你自己。”
一连找了四五个律师，都是各种理由婉拒。我终于明白，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李长河三个字，就是一道看不见的墙，没人敢去撞。
最后，我总算在一家小律所里，找到了一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年轻人小赵。他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听完我的叙述义愤填膺，拍着胸脯接下了案子。可看着他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和他眉宇间掩饰不住的凝重，我心里清楚，这条路，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一百倍。
果然，麻烦很快就来了。
没过几天，消防队的人就上了我的店，转了一圈，最后指着我那堆放得整整齐齐的仓库说消防设施不合格，二话不说贴了封条，让我停业整顿。我前两个月才刚刚花钱更新了所有的消防设备，检查报告都还在办公室里放着。
紧接着，税务局的人也来了，说接到举报，怀疑我偷税漏税，要查我近三年的账。几个人搬走了我所有的账本和凭证，说要带回去慢慢核查。我的会计急得满头大汗，跟我说：“陈总，我们的账清清楚楚，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啊！”
我当然知道没问题。问题不在账，在人。
连卫生部门都来凑热闹，说我那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办公室环境不达标，影响员工健康。更让我心寒的是，两个一直合作得很好的工地老板，都几乎在同一时间打来电话，支支吾吾地说，最近资金紧张，我送去的那批水泥和钢筋，款子得往后拖一拖，后续的材料也暂时不用送了。
我全明白了。
李长河甚至都不需要亲自露面，他可能只是在某个饭局上皱了皱眉，或者跟某个部门的头头打了个電話，下面这帮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人，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这是一种无声的绞杀。我每天像个孙子一样，奔波在各个部门之间，赔笑脸，递香烟，想解释，想疏通。但迎接我的，永远是一副副“秉公执法”的冷漠面孔和一句句“按规定办事”的官腔。
店被封了，账被查了，货款收不回来，员工们人心惶惶，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躲闪。我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生意，就像一栋被人抽掉地基的房子，摇摇欲坠。
那几天，我白天在外面跑得焦头烂额，晚上还得去医院陪小宇。每次走进病房前，我都要在门口深呼吸好几次，把一脸的疲惫和焦虑收起来，挤出一个笑脸。我不能让儿子看出我的窘境。
我的愤怒，渐渐被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所取代。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个由权力编织起来的巨大网络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个体户，就像一只被蛛网粘住的飞虫，越是挣扎，就被缠得越紧。
03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个年轻律师小赵的电话。
那天下午，我刚从税务局出来，依然一无所获。手机响了，是小赵。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好几分的歉意和无奈：“陈哥……对不住了。我们律所的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这个案子……不准我再接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陈哥，真的对不住，我家就在县城，我爸妈都在事业单位……我……我没办法。”
我心里“咯噔”一下，却出奇地没有生气，只是觉得一阵巨大的疲惫感席卷而来。我对着电话说：“没事，小赵，我理解。给你添麻烦了。”
挂了电话，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自己那被贴了封条的建材店门口，坐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熏着我的眼睛，我看着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觉得这个世界热闹得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我像个困兽，被关在笼子里，看得见外面的天，却怎么也冲不出去。
晚上，我姐从市里打来了电话，她显然也听说了我的事，在电话那头都快急哭了：“小默啊！你犟什么啊！你斗不过他们的！你就当是为了小宇，忍了吧！不就是钱吗？拿了钱，带孩子去大城市好好看看病，这事儿就过去了！你非要这样硬扛，万一他们狗急跳墙，再对小宇下手怎么办？你让妈在天之灵怎么能安心啊！”
姐姐最后那句话，像一把最锋利的锥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是啊，万一他们再对小宇下手怎么办？我输得起我的生意，可我输不起我的儿子。
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医院。推开病房门，小宇正半靠在床上，捧着一本书看。他的伤势好了些，已经能坐起来了，但人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看到我，放下了书，那双酷似他妈妈的眼睛，清澈又敏感。他盯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用一种近乎试探的小心翼翼的语气，轻声问：“爸，是不是因为我，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
他停顿了一下，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要不……就算了吧。其实……其实也没那么疼了。”
就在那一瞬间，我这几天所有的坚强、所有的伪装、所有的死扛，全部轰然崩塌。我一个四十多岁、在生意场上被人叫了十几年“陈总”的大男人，就在我十六岁的儿子面前，没能忍住。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哭，我是因为愧疚。我是一个父亲，本该为儿子撑起一片天，让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正义是存在的。可现在，我的无能，却让我的儿子，一个本该阳光灿烂的少年，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受到的伤害，甚至想要向霸凌他的人卑微地妥协。
我猛地转过身，背对着他，用手背胡乱地抹着脸。我怕他看到我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几秒钟后，我狠狠吸了口气，把所有的软弱和泪水都咽回肚子里。我转过身来，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傻小子，说什么呢？你什么都没做错。这个世界上，做错事的人，就必须付出代价。天经地义。你安心养伤，剩下的事，爸来解决。”
走出病房，关上门，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刚才那股破釜沉舟的决绝，又慢慢被现实的无力感所侵蚀。我该怎么解决？拿什么解决？
我颓然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掏出手机，无意识地翻动着通讯录。当我的手指划过一个几乎十年没有拨过的号码时，停住了。
通讯录上，只存着两个字——“老周”。
他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我曾经睡在下铺、一起逃课、一起喝酒、一起扛过事的兄弟。我知道，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这不再是简单的求助，这是把我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张底牌，押在了这张我已经没有其他筹码的赌桌上。
我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悬了很久，很久。
04
我的手指在“老周”这个名字上悬停了足足一分钟。周瑞，这是他的全名。我们大学四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他睡我下铺，我俩的臭袜子经常混在一起。他家在农村，条件不好，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倒腾点小生意，手头比他宽裕，所以四年里他蹭我的饭最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三那年。他爸突发脑溢血，急需一笔手术费。他一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在宿舍里蒙着被子偷偷掉眼泪。是我，把当时准备去南方进货的全部家当——整整两万块钱，二话不说塞给了他。我告诉他，人比钱重要，钱没了再赚，你爸可只有一个。
他拿着那笔钱，眼圈通红，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重重地捶了我的肩膀一下。
后来，他爸的病好了。毕业时，他考上了省里的公务员，进了公安厅。他工作忙，我生意也忙，天南地北，联系就渐渐少了。但这十几年来，他每年过年都会给我发一条拜年短信，雷打不动。我知道，这份情谊，他一直记着。
我这些年从不求他，生意上遇到再大的坎，也没想过动用这层关系。我觉得，兄弟情分是纯粹的，一旦沾了利益，就变味了。
可现在，我不是为了我的生意，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了一口气，为一个最朴素的公道。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终于按下了那个绿色的拨号键。
电话“嘟嘟”地响了几声，很快就通了。那边传来一个沉稳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带着几分公式化的客气：“喂？哪位？”
“老周，是我，陈默。”我的声音有点干涩。
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随即，那种公式化的客氣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惊喜和热情：“陈默！你小子！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在哪儿发财呢？是不是该请我喝酒了？”
听到他这熟悉的声音，我心里那块最硬的冰，仿佛也融化了一角。我苦笑了一下，说：“酒肯定要请。不过老周，今天找你，是有件难事。”
我没时间寒暄，也没那个心情。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用一种尽可能平静的语气，把小宇在篮球场被打，到派出所王所长如何和稀泥，再到李副县长那个颐指气使的太太，以及这几天我的建材店如何被“精准执法”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夸大其词，更没有哭诉自己的委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荒诞又真实的事实。
电话那头，周瑞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消失了，我甚至能感觉到电话线那端逐渐凝固的空气。
等我说完，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我能听到他那边传来轻轻的呼吸声，沉重而压抑。
终于，他开口了，声音已经冷了下来，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锋利：“……那个副县长，全名叫李长河？”
“对，常务副县长，李长河。”我确认道。
“知道了。”周瑞只说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里，没有安慰，没有承诺，却有一种让我安心的力量。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快速思考，然后又补了一句：“你那个县城，归你们市局管，我跟那边不太熟，直接打招呼，容易留下话柄。这样吧，我换个法子的。”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他说的“法子”是什么。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更不想让他为难。我只想让那个高高在上的李副县长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能只手遮天。
我压低了声音，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也演练了无数遍的话：
“老铁，辛苦一趟，请咱们的副县长上来‘喝茶’四个钟。”
“喝茶”，是圈子里的黑话，通常指纪律部门的问询或调查。时间精确到“四个钟”，更是暗语中的暗语。意思很明确：我不要他的命，也不想把他彻底整死。我只要他被规规矩矩地带走问话，体验一下那种失去自由、前途未卜的恐惧。我只要他在这四个小时里，好好反思一下，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赋予他的权力，到底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欺压一个普通老百姓、包庇他那个无法无天的儿子。
我要的，是敲山震虎，是让他知道疼。
周瑞在那头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他低沉地笑了笑，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对我这份“分寸感”的了然和果决。
“行啊你小子，几年不见，还懂这个了。”他的语气里透着一股“你办事我放心”的默契，“行，我知道分寸了。你等我消息吧，照顾好孩子。”
电话挂断了。
我靠在墙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但同时，心里那块一直压着我的巨石，也终于松动了。
我知道，棋盘上的风向，已经变了。
从现在起，轮到我执子了。
05
打完电话后的第一天，风平浪静。
我的建材店门口依然贴着那刺眼的封条，税务局那边没有任何消息，那几个欠我货款的工地老板，电话依旧打不通。就好像我那个打到省城的电话，只是投入湖心的一颗小石子，连一圈涟漪都未曾漾起。
我开始有点怀疑，是不是我想多了？是不是老周那边也遇到了他解决不了的阻力？毕竟，一个常务副县长，在地方上盘根错节，能量不容小觑。我的心情像是坐上了过山车，刚刚升起的一点希望，又慢慢地向焦虑的谷底滑落。
第二天，依旧是死一样的沉寂。我除了去医院陪小宇，就只能在家里枯坐着，一遍遍地刷新县政府官网的领导介绍页面，李长河的名字和照片，还好好地挂在那儿。
我开始后悔，是不是太冲动了？把老周也拖下了水。
直到第三天上午，我正在医院给小宇削苹果，一个做工程的朋友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声音压得极低，却掩饰不住那种发现惊天秘密的兴奋：“老陈！老陈！出大事了！你听说了没？”
“什么事？”我心里一跳。
“今天上午市里开安全生产的紧急会议，咱们县的李副县长也去了。会开到一半，你猜怎么着？来了几个穿黑夹克的人，直接走到主席台边上，跟李长河说了几句什么，就把他从会场给带走了！听说是省里来的！那场面，所有人都吓傻了！”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手里的苹果“咕噜”一下掉在了地上。
这么快？而且不是公安，是“穿黑夹克的人”！我虽然不是体制内的，但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调查，这通常指向纪委的工作方式。
我还没从这巨大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我的手机又响了。来电显示——“王所长”。
我划开接听键，还没开口，王所长那谦卑得近乎谄媚的声音就从听筒里传了出来，热情得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陈哥！哎哟，我的陈大老板！您看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
我捏着手机，冷冷地听着，一个字都没说。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冷淡，连忙接着说：“那个……陈哥，您儿子那个案子，有重大突破！关键证据，我们找到了！我们所里的技术人员，不眠不休加了两天班，硬是把那个篮球场‘坏掉’的监控录像给修复了！影像特别清晰！您现在有空来所里一趟吗？我亲自给您播放，您亲自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