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丨孙立鹏：2026年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有限合作与结构性竞争风险并存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机遇——展望2026年中国与世界大势

编者按2026年，世界形势怎么走？中国经济怎么看？客观地说，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总体看，中国的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高盛、德意志银行等国际投行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就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所说，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和物流以及技术方面的优势之上，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十五五”规划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宝贵的确定性和强劲动力。

-孙立鹏-

核心观点：2026年，中美经贸关系既有合作与希望，也有风险与挑战。双方应在现有经贸“休兵”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互信，不仅实现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而且应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承担大国责任。

■孙立鹏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频频以贸易不公平、国家安全遭受威胁等为借口，挑起对华经贸摩擦2.0，甚至一度将对华关税提高至约167%，将中美经贸关系推至近乎失控的边缘。但双方经贸谈判团队进行了多轮富有成效的沟通，确保中美关系在关键时刻“不脱轨”。尤其是以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为契机，两国就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极大程度缓解了以牙还牙的相互贸易报复状态。两国都在快马加鞭地推动经济领域战略自主、前所未有地重视产业韧性与国家安全，2026年中美经贸关系将呈现出有限合作与经济“去风险”深度演化的特点，进入长期结构性竞争新阶段。

从“脆弱的休战”转向有限合作

回顾2025年，中美经贸关系一波三折。历经多轮交锋与谈判，两国达成来之不易的经贸“休战”。虽然这种相互妥协仍是暂时的、脆弱的，但双方越发意识到避免经济“双输”的重要性。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愿意在“非敏感领域”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展望2026年，中美仍有动力推进经贸合作、防止关系失控，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积极因素。

第一，经济相互依赖仍是中美关系发展“源动力”。中美经贸经济关系的本质仍是双赢的，即使在贸易保护和经济不确定性陡然升高的背景下，两国也始终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为565亿美元，占全部出口的5.21%，自华货物贸易进口为1677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9.43%。中国仍是美国农产品、集成电路、天然气、煤、药品等重要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电机电器设备、机械产品、家具等出口市场。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量出现下滑趋势，但两国经贸结构仍具有强互补性，产供链依然深度交织，这是中美经济关系剪不断、“脱”不掉的重要底层逻辑。

第二，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在近期纽约市、迈阿密市、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政治选举中接连败北，2026年中期选举的前景不容乐观。民主党在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威斯康星等关键战场州势在必得。特朗普和共和党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通过扩大对华能源、农业等领域贸易，巩固执政基础，惠及地方选民。从中国来看，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时期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外部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为此，双方对于管理好中美关系、加强经贸合作仍然是有基本共识的。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美合作。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金融稳定风险加剧，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各国亟须加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协调。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和中国需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打造包容性、非歧视性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2026年中美分别作为APEC和G20的主办国，可以加强经济治理合作，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尤其是，在多边和双边场合，2026年可能出现的中美元首多次会晤，将再次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深化经贸领域合作，确保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发展。

从激烈博弈转向结构性竞争

历经多轮激烈博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与美国实力“近乎平等”的国家。中美经济实力日益接近并变得更加均衡，使双方都更加务实、客观地看待彼此实力变化。预计2026年，激烈的经贸博弈或将持续缓解。但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特朗普政府虽然未点名中国是竞争对手，但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要在经贸领域应对中国、实现美国优先。因此，未来一年，中美经贸竞争或将呈现以下几大结构性风险。

第一，关税再次升级的潜在风险。有三个事件进展决定特朗普未来关税政策走向：一是美国高等法院对特朗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滥施关税的裁决结果。如果特朗普政府胜诉，将会在“对等关税”等问题上变本加厉，形成非常恶劣的裁决先例。如果特朗普败诉，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向美国进口商退回关税款，但这会激发特朗普经济团队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1930年关税法》338条款、《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等，在更广领域实施新的关税，以弥补裁决带来的关税损失。可能出现的特朗普关税手段调整，或引发新的双边经贸摩擦风险。二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审查结果。不排除USTR最终认定中国“履约不力”，强加额外的关税措施，将会导致中美再燃关税战火。三是《安全贸易法案》在美国国会的进展情况。2025年8月15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该法案，其中包含修改关税表，对中国的所谓战略品分阶段征收100%关税、对非战略品征收35%关税等内容。一旦国会加速推进，必然会严重恶化中美艰难积累起的互信关系。

第二，美国经济“去风险”引发的溢出风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才是“利害关系”，要在应对他国“掠夺性贸易”“供应链威胁”等7个方面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经济。预计未来一年，中美将在以下具体问题上持续交锋，甚至出现一定烈度的摩擦：在科技等领域，在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政策基础上，美国或聚焦半导体、工业软件、大飞机零部件等更具体的所谓敏感领域，对华精准“卡脖子”，既要维护美国优先，又要获得对华谈判的更多“砝码”。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利用“稀土牌”反制美国霸凌充满“忧虑”，敦促政府加速对华“去风险”，组建排华关键矿产业链。美国牺牲经济效率、政治“挂帅”的产业分工合作、重新布局，势必扰乱全球产业链生态，加剧中美关键矿产争夺。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上，美国经济严重失衡，却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以“产能过剩”为由施压中国去产能，极易引发中美围绕产业政策、补贴与反补贴开启新一轮贸易争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很可能新瓶装旧酒，以所谓“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工业间谍”等为借口，综合运用经济、管制和制裁等手段打压中国，保持本国经济竞争力。由此可见，美国在增强经济韧性和“去风险”的同时，却让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遭遇不安全和经济风险。

第三，打造经贸“小圈子”的平行风险。特朗普政府利用“对等关税”，迫使他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被动接受美国高额关税。目前，美国已与17个贸易伙伴签署经贸协议，其中多个包含将中国剔除在外的“毒丸条款”。比如美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协议中，在数字贸易协议条款中规定马来西亚与他国签署协议前必须先与美国磋商；原产地原则条款规定贸易只能惠及彼此，要阻碍第三方通过转口等形式从中牟利；在经济与安全章节中，美国要求对方在经济安全、投资限制等领域必须配合。未来，不排除美国以这些协议为模板和基础，迫使更多国家签署类似条款，共同应对中国经济影响力。这势必挑起中美经济外交战，撕裂全球贸易体系，贸易阵营化将最终造成中美日益分离的平行经贸体系。

第四，经济与安全和军事问题相互交织的风险。一方面，经济与安全问题前所未有地绑定。美国意识到自身经济实力日益下滑，遂将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作为获得经济利益、巩固经济霸权的手段。同时，美国也前所未有地将国家安全与经济问题紧密相连，刻意模糊二者边界，作为打压经济对手、保护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主要目标直指中国。预计这种态势将在中短期内继续演进，中美经济安全竞争或将更趋激烈。另一方面，经济与军事问题挂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为经济活动创造空间，再用“更严谨的经济活动”为美国威慑力提供更多资源。值得警惕的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指出，美国要绘制重要港口和航运地图，为下一阶段影响全球贸易流向找抓手。上述新动向，将使中美经贸竞争充满不确定性和意外风险，甚至引发激烈的地缘博弈。

未来相处之道

展望未来，中美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持续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推动经贸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平衡的经贸关系需要中美共同努力。中美经贸关系失衡并不是中国“产能过剩”惹的祸。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过度依赖消费和进口的经济模式，是美元霸权和金融过剩导致的。因此，当中国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内需时，美国应相向而行，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虚”“实”矛盾，放弃滥发美元的“嚣张特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

第二，健康的经贸关系需要中美共同经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中美经贸关系需要“务实”和“管理”。但这种管理需要中美密切磋商，共同推进。任何单边的、自私的、霸凌式的政策只会损耗双边互信，加剧中美关系不确定性。

第三，可持续的经贸关系需要中美共同探寻。在中美经贸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两国需要携手探寻经贸合作的新制度性框架，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例如，为避免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滥用，两国可以开启关于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谈判，建立可以深入合作的“白名单”，增加双方贸易投资合作的确定性。

总之，2026年，中美经贸关系既有合作与希望，也有风险与挑战。双方应在现有经贸“休兵”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互信，不仅实现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而且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承担大国责任。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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