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往后，孩子不认你为母。”
男人的声音在昏暗的书房里响起，像是块扔进深潭的石头，没有回音，只剩下沉闷。跪在地上的女人身子一颤，没有抬头。
“家里头的孩子们，都称呼惠仙为妈妈。至于你……”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上，“只称呼你‘王姨’。”
“王姨”，两个字，从这位新文化巨人口中吐出来，轻飘飘的，却像一副无形的枷锁，要锁住一个女人的一生。
她腹中尚未成型的骨肉，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降临的，是一个怎样错位的人间...
民国元年的北京城，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
像是前朝宫里腐烂的绸缎味儿，混上了街头刚出炉的烧饼香，再加上一点点从西边吹来的、带着铁锈味的工业气息。
前门大街上，剃头摊子边上堆着一撮撮油腻的辫子，看着像死蛇。
穿着洋服的留学生和穿着长衫的旧派文人擦肩而过，彼此投去一个轻蔑的眼神。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又都还是旧的。
这股子混杂的味儿，唯独飘不进梁启超家的那方院子。
梁家的宅子，是京城里一个体面的存在。
青砖灰瓦，院里种着西府海棠，一到春天，开得像一团团粉色的云霞。但最让人称道的，不是这宅子，而是宅子里的人，和宅子里宣扬的风气。
梁任公，梁启超，这个名字在当时，就是一面旗帜。
他的文章，从《新民说》到抨击帝制的檄文，是无数青年学生枕边的圣经。他们觉得，只要跟着梁先生走，中国就有救了。
尤其是他对于婚姻的看法，更是振聋发聩。
“一夫一妻，乃人道之极则。纳妾蓄婢，是文明社会最大的耻辱。”
他在报纸上这么写，在大学的讲堂里这么说。唾沫星子飞溅，把那些妻妾成群的旧军阀、老官僚骂得狗血淋头。
而他自己的家，就是他理论最完美的实践地。
一个寻常的午后，阳光正好，透过书房的玻璃窗，在紫檀木地板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梁启超刚写完一篇给《庸言》的稿子，手腕子发酸。
妻子李惠仙端着一盏燕窝羹，步子很轻地走进来。
她穿着一件素雅的杭绸旗袍，虽然面色因常年体弱而有些苍白，但眉宇间自有一股大家闺秀的沉静与气度。
“任公，歇一会儿吧。看你，眉头又拧成一个疙瘩了。”她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像江南的春雨。
梁启超接过羹匙，喝了一口，甜糯的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心里的那股子焦躁也仿佛被抚平了。
“还不是为了国会那档子事，吵来吵去，没个结果。”他叹了口气。
“外头的事，你操心。家里的事，有我呢。”
李惠仙说着，目光转向窗外。
草坪上，几个孩子正在一个家庭教师的带领下玩槌球。大儿子梁思成已经是个半大小子，穿着背带裤，挥杆的姿势有模有样。
这个家，处处透着新派的气息。
孩子们学英文，读莎士比亚，讨论最新的科学发现。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既有传统文人的琴瑟和鸣，又有新式伴侣的平等尊重。
北京城的太太圈里，谁不羡慕李惠仙？
丈夫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是新政府里说得上话的人物，更难得的是，洁身自好，身边一个闲杂女人都没有。
梁家，就是那个动荡年代里，一个坚不可摧的“新文化家庭典范”。
李惠仙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看到一个身影正蹲在花圃边，仔细地给那些名贵的月季花松土。
她扬声喊了一句：“阿荃。”
那个身影立刻站了起来，快步走到窗下，低着头，等着吩咐。
“去账房看看，给孩子们订的那些西洋书到了没有，到了就赶紧把款子结了。”
“是，太太。”
这个叫阿荃的丫鬟，本名叫王桂荃。
因为她是李惠仙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是李惠仙母亲那边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便送过来当差。因为她母亲姓王，所以府里的人有时候也叫她王姑娘。
阿荃在这个家里，是个特殊的存在。
她不是那种粗手大脚的普通下人，她识几个字，会算盘，心思比针尖还细。
梁家人口多，开销大，人情往来更是复杂如乱麻。
李惠仙身体不好，精力有限，这些内务琐事，大半都是阿荃在协理。
她像一部沉默而精密的机器，把这个大家庭的里里外外都运转得顺顺当当，让梁启超和李惠仙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和社交中去。
她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蓝布褂子，话不多，手脚却从不停歇。在这个充满新思想、新风气的“模范家庭”里，她是最不起眼的那个旧式背景板。
没人注意她，也没人觉得她会有什么故事。
民国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共和的旗子还没挂稳，袁世凯那颗皇帝心就按捺不住了。北京城里，杀机四伏。
梁启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组织进步党，办报纸，写文章，与那股复辟的暗流做殊死的搏斗。白天，他是慷慨激昂的斗士；晚上，他就是个身心俱疲的普通男人。
他的孤独，像潮水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漫过整个宅子。
李惠仙的病，一日重似一日。
镇痛的吗啡让她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即便清醒的时候，谈论的也多是子女的婚事、亲戚的请托。
那些政治上的凶险、同僚间的背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没法对一个病人说。
书房，成了他的囚笼。
又是一个深夜，他刚从总统府参加完一场不欢而散的宴会回来。
席间，几个脑满肠肥的武夫高谈阔论，说女人和地盘一样，都是越多越好。他气得差点当场掀了桌子。
回到家，一室清冷。他把自己关进书房，连灯都懒得开，就那么在黑暗里坐着。胃里一阵阵抽痛，晚饭他几乎没动筷子。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极轻地推开了一条缝。
一缕微弱的烛光透了进来，驱散了屋里的一点寒意。
阿荃端着一个托盘，像个影子一样走了进来。她没点灯，怕光刺着先生的眼。她只是把托盘放在小几上，然后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条薄毯，轻轻盖在他身上。
托盘上，是一碗用小火慢煨的鸡丝粥，还卧着一个溏心的荷包蛋。
她什么也没问，放下东西，转身就要走。
“等等。”梁启超在黑暗里开口，声音沙哑。
阿荃停下脚步，背对着他，身子微微有些僵硬。
“你也觉得，男人就该三妻四妾吗？”他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像是在问她，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阿荃沉默了很久，久到梁启超以为她不会回答。
“乡下人不懂什么大道理。”她的声音很低，在寂静的房间里却异常清晰，“只晓得，一头牛，就得配一个犁头。两个犁头，地也耕不好，牛也得累死。”
一个再质朴不过的比喻，却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捅开了梁启超心里那个郁结的锁。他忽然就笑了，笑声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释然。
他端起那碗粥，一口一口地吃着。胃里暖了，心里也仿佛有了着落。
从那以后，这样的场景，开始不断地重演。
他写文章到深夜，为国事捶胸顿足，只有阿荃会默默地送来一盏热茶，或者一块他爱吃的芸豆卷。
她从不多话，只是用她的方式，打理着他生活里的一切。
他的笔墨纸砚，永远摆在最顺手的位置；他换下的衣服，第二天总会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
李惠仙对这一切，是乐见其成的。
她把阿荃叫到病榻前，拉着她的手说：“阿荃，先生的脾气我知道，外头受了气，回家也不说。你机灵，会看眼色，要多替我照应着他。这个家，我如今是指望不上，只能指望你了。”
阿荃只是跪下磕头，说：“这都是我该做的。”
梁启超对阿荃的情感，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然发生了变化。
起初是主家对得力下人的倚重，后来，渐渐掺杂了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依赖。
他发现，这个沉默的女人，仿佛能看透他所有的疲惫和伪装。
在他面前，他不需要是那个振臂高呼的梁任公，他可以只是一个会累、会烦、会发脾气的梁启超。
有一次，他因为一场剧烈的咳嗽，咳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李惠仙在自己房里歇着，孩子们都在学堂。
只有阿荃，端来一杯温热的枇杷膏水，然后伸出手，用一种笨拙却极为有力的手法，一下一下地捶着他的背。
她的手很粗糙，掌心有常年干活留下的硬茧。可就是那样的手，隔着衣料，捶在他的背上，让他那股气顺了下去。
他抓住了她的手。
阿荃浑身一僵，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想抽回去。
梁启超没有放。他低头看着那只手，上面还有几道冬天生了冻疮后留下的疤痕。
他想起有一年冬天，见她洗一大盆衣服，手冻得通红，便随口让管家给她买一瓶护手霜。他早忘了，她却还记得。
“辛苦你了。”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阿荃猛地把手抽了回去，头垂得更低，快步退了出去，仿佛身后有猛虎在追。
那一晚，发生了一些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
没有言语，没有调情，只是在一个极度孤独的男人和一个极度崇拜的女人之间，某种压抑已久的情感，像决堤的洪水，冲破了理智和身份的堤坝。
那是一场无声的风暴。风暴过后，书房里只剩下更深的寂静和无边的悔恨。
梁启超一夜无眠。他知道，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更背叛了自己高举的信仰。
而阿荃，则把自己关在下人房里，一整天没出来。她知道，她犯下了弥天大罪，她玷污了这个她视为神明的男人，也毁了自己。
但生活，还要像那台精密的机器一样，继续运转下去。第二天，梁启超依旧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梁任公，阿荃也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王姑娘。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有些东西，一旦种下，就一定会发芽。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厨房里的张妈。
“王姑娘最近这是怎么了？闻到点荤腥就吐，一碟子红烧肉端到她跟前，脸都白了。”张妈一边择菜，一边跟旁边烧火的婆子嘀咕。
“可不是嘛，人也瘦了一圈，看着跟纸糊似的。别是得了什么痨病吧？”
下人们的闲言碎语，像风一样，很快就吹进了李惠仙的耳朵里。
起初，她没在意。只当是阿荃劳累过度，肠胃不适。她还特地吩咐小厨房，每天给阿荃单做一份清淡的病号饭。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阿荃的呕吐越来越频繁，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有几次，李惠仙在廊下碰到她，都觉得她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腰身似乎也比以前粗了。
作为一个生养了几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猝不及防地钻进了李惠仙的脑海。
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她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她发现，阿荃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梁启超。
而梁启超，也几乎不再踏足有阿荃在的场合。两人之间那种刻意的疏离，反而显得欲盖弥彰。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意外的晕倒。
那天下午，阿荃正在院子里晾晒梁启超的书稿，突然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摔在了石板路上。
家里顿时乱成一团。管家赶紧派人去请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生。
医生在阿荃的房里检查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色十分古怪。
他被请到李惠仙的病榻前，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用蹩脚的中文，说了一句：“太太，这位女士……她没有生病，她是要做母亲了。”
房间里，伺候的丫鬟婆子们都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李惠仙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她挥了挥手，声音像从冰窖里发出来一样：“都出去。”
所有人都退下了，偌大的卧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那串她日夜盘在手里的沉香木念珠，线“啪”地一声，断了。珠子滚了一地，像一滴滴凝固的眼泪。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巨大的震惊和背叛感，让她浑身发冷。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
她让两个最信得过的婆子，把刚刚醒转的阿荃，架到了她的卧房。
阿荃的头发散乱，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一进门，她就挣脱开婆子的手，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
李惠仙没有看她，只是看着床顶那昏暗的帐幔。
“是谁的？”她问，声音平静得可怕。
阿荃不说话，只是把头死死地抵在冰冷的金砖上。
“我再问一遍，是谁的？”李惠仙的声音提高了一点。
阿荃还是不说话，只是用额头一下一下地，重重地撞着地面，发出“咚、咚、咚”的闷响。那不是求饶，也不是辩解，那是一种绝望的、无声的认罪。
李惠仙突然就明白了。在这个家里，能让她连名字都不敢说出来的男人，只有一个。
她笑了，笑声凄厉而悲凉。她笑自己，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人蒙在鼓里。她笑自己那个被全天下女人羡慕的“模范家庭”，原来只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那一晚，书房的灯，亮了整整一夜。
李惠仙让人把梁启超叫了过去。
夫妻二人，隔着一张书桌，相对而坐。这是他们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对峙。
梁启超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他不敢看妻子的眼睛，只能死死地盯着桌角的一点烛泪。
“任公。”李惠仙先开了口，她没有叫他“启超”，而是用了他最看重的那个号，“你墙上挂的这幅字，写得真好。‘一夫一妻，人道之极则’。我还记得，你写的时候，跟我说，这是你一生要践行的信条。”
梁启超的身体猛地一颤。那幅字，就挂在他身后的墙上，每一个字，都像一个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背上。
“我……惠仙……我对不住你……”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摩擦。
“你对不住的，不是我。”李惠仙打断他，“你对不住的，是外面千千万万个信你、敬你的青年学生。你对不住的，是你自己写的每一个字，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想怎么处置？把她沉塘，还是一纸休书把我赶出门？”梁启超自嘲地问，他已经乱了方寸。
李惠仙冷冷地看着他：“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那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那个孽种，你打算怎么办？”
“孽种”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梁启超的心上。他无言以对。羞愧、悔恨、恐惧，像无数条毒蛇，啃噬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一生的清誉，他用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此刻正悬于一线。
承认？他梁启超纳妾？明天，他就会从受人敬仰的精神导师，变成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被天下人的唾沫淹死。
不认？把阿荃赶出去？一个怀着孕的、无依无靠的女人，能活几天？他梁任公，那个天天把“人道主义”挂在嘴边的人，转头就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他被自己困死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眼里的血丝已经密得像一张红色的网。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他认为可以保全一切的决定。
他没有再去看李惠仙一眼，也没有去想那个在下人房里生死未卜的阿荃。他摇响了桌上的铜铃，叫来了家里最年长、最受信赖的老管家。
他的声音，透着一种要把一切都碾碎的疲惫和决绝。
“去，备车，把王姑娘……送走。”
老管家在门外听了一夜的动静，心里早就有数，但听到这话，还是浑身一震。
“先生……送，送去哪里？”
“越远越好。”梁启超的目光冷得像一块冰，“去账房支五百块大洋，给她。从此以后，这个人，跟梁家再无任何瓜葛。死活，都不要再让我听到。”
五百块大洋，在当时，足够一个普通人家过一辈子。这是封口费，也是买断费。买断一个女人的一生，和一个未出世孩子的性命。
老管家彻底懵了。他看着梁启超那张因为一夜未眠而扭曲的脸，一时间不敢相信。那个在文章里痛斥“杀女婴”陋习的梁任公，此刻，竟要做出一件同样冷酷无情的事？
“先生！三思啊！那……那可是梁家的骨肉啊！”老管家跪了下来，抱着梁启超的腿，老泪纵横。
“闭嘴！照我说的办！”梁启超一脚踢开他，眼神里迸发出的狠厉，让老管家吓得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一辆黑色的、带篷的马车，很快就备好了，像一口移动的棺材，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后院的角门。天还没全亮，灰蒙蒙的，空气里带着刺骨的寒意。
两个膀大腰圆的仆妇，一左一右，半拖半架地把阿荃从下人房里带了出来。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面如死灰，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任由人摆布。
她被塞进了马车，厚重的车帘“唰”地一下落下，隔绝了她和这个她付出了全部青春和情感的家。
马夫坐在车沿上，扬起了手里的长鞭，在空中甩出一个清脆的响头。
马车的轮子在冰冷的石板路上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即将滚动。车轮只要一动，她和她腹中的孩子，就将从梁家的历史中被彻底、干净地抹去。
梁启超就站在二楼书房的窗户后面，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为了维护他那个光鲜亮丽的“完美形象”，一场无声的、残酷的放逐，即将完成。
鞭子，就要落下了。
马车夫的鞭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正要落下。突然，通往内宅的月亮门处，传来一声虽然虚弱、却异常严厉的呵斥：“都给我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