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冈村宁次回忆录》、《湖南省要览》、央视纪录片《走近真相》、《中国抗日战争史》、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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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日,日本东京一座普通住宅内。
82岁的冈村宁次躺在病榻上,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总司令,这个双手沾满无数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此刻只是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
他的身边放着一本厚厚的手稿,那是他花费数年时间撰写的回忆录。
在这本长达数十万字的回忆录中,冈村宁次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中国30年的所作所为。
他记录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军官成长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记录了自己策划的一次次作战计划,记录了日军攻占的一座座中国城市。可在众多的记述中,有一段内容格外引人注目。
这位曾经狂妄自大、认为日本武力可以征服整个中国的将领,在回忆录中坦承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他说,自己在中国作战多年,打过无数仗,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军队,可真正让他感到害怕的,不是那些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不是那些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而是来自某一个省份的普通百姓。
为了研究这个省份,冈村宁次专门找来日本学者撰写的地方志,逐字逐句地研读当地的人文特点。
他试图从历史、文化、民俗等各个角度去理解这片土地,去分析这里的人民为何如此难以征服。
在回忆录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自己在这个省份遭遇的挫折,用大量笔墨记录当地民众给日军造成的困扰。
这个让日本侵略者胆寒的省份就是湖南。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让冈村宁次对湖南人产生了深深的畏惧。这种畏惧伴随了他此后的整个侵华生涯,也成为他晚年挥之不去的记忆。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本应被处以极刑的战犯,却在战后得到了某些势力的庇护,最终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全身而退,回到日本安享晚年。
这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交易,也涉及到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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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没落武士到侵华魔头的成长轨迹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于日本东京四谷区坂町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
他的父亲冈村宁永曾在江户幕府任职,属于幕府一派。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冈村家也随之没落。
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宁",寄托着希望他一生安宁的愿望。可命运的发展,却与这个名字背道而驰。
冈村家自称是明朝将领的后裔,因不满清朝统治而东渡日本。这个传说真假难辨,可它却成为冈村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因如此,冈村宁次从4岁开始就被迫学习汉语,研读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通"打下了基础。
1890年,6岁的冈村宁次进入坂町小学读书,开始了8年的小学生涯。1897年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东京专门学校的附设中学部。
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可由于学费昂贵,冈村宁次只读了一年多就不得不转学。
1898年9月,14岁的冈村宁次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从此,他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
在陆军幼年学校,冈村宁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各种作战技能,也受到了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1903年,冈村宁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成绩优秀。1904年10月,他以第16期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侵华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冈村宁次毕业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日本成为了一个能够挑战西方列强的东方强国。
年轻的冈村宁次被分配到步兵第49联队,作为新编第13师团的小队长参加了库页岛战役。
在库页岛战役中,冈村宁次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战争。炮火的轰鸣,战友的牺牲,敌人的顽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日本最终取得的胜利,让他坚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坚信日本有能力成为亚洲的霸主。
1907年至1910年,冈村宁次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中尉副队长。
由于他在军校时的学习方向是中国研究,因此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国学生,了解中国的情况。
接受冈村宁次投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是在这个时期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何应钦是第22期毕业生,比冈村宁次低五期。
当时的冈村宁次担任教官,何应钦是学生。多年后,两人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再次相遇,身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是日本陆军最高学府,只有最优秀的军官才能进入。
在学习期间,冈村宁次升为大尉,27岁时娶妻星野理枝,次年得子冈村忠正。1913年11月,他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
毕业后,冈村宁次被调入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冈村宁次前往青岛搜集日德战争的作战资料。
这是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他开始了长达30年的侵华生涯。
在青岛期间,冈村宁次被时任北洋政府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他在北京青木顾问处工作了4年多,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等工作。
这段经历让他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局势,熟悉了各派军阀的情况,也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1921年,冈村宁次在德国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秘密会面,结成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三羽鸟之盟"。
三人商讨日本陆军的改革方向,主张建立法西斯国家,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做准备。这次会面,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
1923年,冈村宁次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在这个位置上,他策划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阴谋活动。
1925年,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了工人代表顾正红。冈村宁次巧妙地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转移了中国民众的反日矛头。
1925至1927年间,冈村宁次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他利用这个身份,把军事间谍派到各派军阀中去,掌握各方的军事实力。
江浙战争期间,他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
北伐战争开始后,他看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在混乱中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然后躲进日本长江舰队,带着这些情报回国,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
1932年,冈村宁次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了"一二八事变"。他派遣川岛芳子等人挑起事端,为日军进攻上海制造借口。同年4月晋升少将,8月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在这个位置上,他炮制了《治安法》《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抗日义勇军污蔑为"叛徒"和"盗匪",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让日本取得了巨大利益,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东北的统治。
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日本陆军第二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冈村宁次的侵华活动进入高潮。
他先后担任第二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各地作战。
在这些职位上,冈村宁次犯下了累累罪行。他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惨案,导致数百万中国平民死亡。
他建立慰安妇制度,残害无数中国妇女。他策划了一次次残酷的扫荡,试图彻底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
可就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战犯,却在湖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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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到湖南的轻敌与第一次惨败
1939年,冈村宁次出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驻扎在武汉。此时的他踌躇满志,认为凭借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经验,攻占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在话下。
武汉会战后,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控制了长江中游的重要据点。冈村宁次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位于湘江之滨的长沙。
长沙是湖南省会,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是连接华中、华南的交通枢纽,更是中国第九战区的指挥中心。
攻占长沙,就能打通南下广州的通道,进而威胁整个华南地区。在日军的战略规划中,长沙是必须拿下的关键节点。
冈村宁次对攻占长沙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虽然长沙有中国军队重兵把守,可这些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日军。
只要日军全力进攻,攻占长沙应该不成问题。他甚至已经开始规划攻占长沙后的下一步行动。
可冈村宁次低估了湖南这片土地的特殊性,也低估了湖南人民的抵抗决心。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江西北部揭开序幕。冈村宁次调集了10万大军,兵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他给各路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是:全力进攻,务必在半个月内攻占长沙。
战役初期,日军进展顺利。他们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几道防线,向长沙方向快速推进。冈村宁次坐镇武汉指挥部,看着地图上日军的推进箭头不断向前延伸,心中颇为得意。
可很快,战局的发展就出乎他的意料。
日军在推进过程中,发现所有道路都被挖成了沟壑,所有桥梁都被炸毁。
原本平坦的大道变成了泥泞难行的小路,原本便利的交通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日军的重型装备无法通过,补给车辆寸步难行。
更让冈村宁次头疼的是,日军沿途见不到一个百姓,找不到一粒粮食。
所有村庄都是空的,所有粮仓都是空的,连一只鸡、一头猪都找不到。湖南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进行了彻底的坚壁清野。
日军推进得越深入,补给线就拉得越长,后勤压力也就越大。原本计划每天推进30公里,实际上能推进10公里就不错了。粮食弹药的消耗远远超出预期,士兵的体力也在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遭到袭击。这些袭击不是来自正规军的大规模进攻,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零星攻击。
有时是几个人的小股部队,有时甚至是当地的民众。他们熟悉地形,打了就跑,让日军防不胜防。
冈村宁次开始感到不安。他发现,这场战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湖南的地理环境、民众的配合程度、抵抗的顽强程度,都是他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的。
9月底,日军主力部队推进到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地区,距离长沙只有数十公里。可此时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粮食弹药消耗殆尽,伤亡不断增加,士气严重低落。
更糟糕的是,日军已经进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
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采用"后退决战"的战术,诱敌深入后再发起反攻。日军的侧翼和后方都暴露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随时可能被切断退路。
薛岳抓住战机,组织部队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等地发起反攻。中国军队采用分段截击的战术,把日军分割成几块,然后各个击破。日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冈村宁次站在武汉指挥部里,看着一份份败报,脸色越来越难看。
前线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日军第106师团在福临铺遭到重创,伤亡过半;第6师团被包围在三姐桥,几次突围都未能成功;后勤补给线被游击队切断,前线部队已经断粮两天。
更让冈村宁次震惊的是,当地百姓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不仅配合军队作战,甚至有人直接拿起武器参战。
这和冈村宁次在其他地方的经历完全不同。在华北、在华东,日军所到之处,虽然也会遇到抵抗,可从来没有像湖南这样全民皆兵的局面。
这里的老百姓仿佛天生就是战士,他们熟悉每一条小路,了解每一处地形,知道如何最有效地打击日军。
10月初,前线指挥官发来紧急电报,请求撤退。电报中说,日军已经陷入重围,如果不立即撤退,可能全军覆没。
冈村宁次权衡再三,最终下达了撤退命令。这是他侵华以来第一次主动下令撤退,这种耻辱让他难以接受。
撤退过程异常艰难。中国军队紧紧追击,不给日军喘息的机会。
日军丢弃了大量重型装备,抛下了无数伤员,狼狈逃回新墙河以北。10月7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伤亡1万多人,颗粒无收。
回到武汉后,冈村宁次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湖南会如此难打。为什么这里的老百姓会如此团结。为什么日军的武器优势在这里完全发挥不出来。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找来了日本学者神田正雄撰写的《湖南省要览》,开始逐页研读。当他翻到"湖南人之性格"这一节,看到那些描述时,手中的书页突然颤抖起来。
书上写着的每一个字,都在解释他在长沙遭遇的一切,都在揭示一个让他感到深深恐惧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