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陈燕,快打开看看,这……这到底是个啥?”
刘伟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子没散尽的酒气和惊愕。
鞭炮的碎屑粘在我的红嫁衣上,空气里全是硫磺和喜糖混杂的味道。
我没理他,只是死死攥着那个布包,硬邦邦的,还带着邻家哑伯胸口的温度。
手心里全是黏糊糊的汗。
哑伯那双通红的、仿佛要滴出血来的眼睛,和他最后几乎是逃走一样的背影,在我脑子里来回地转。
这个送了八年菜的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家住在钢铁厂的五区宿舍,一溜的苏式红砖筒子楼,像一排没啃干净的巨大玉米棒子,光秃秃地立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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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永远是黑的,白天也要摸着墙走。
墙皮是潮的,混着各家厨房飘出来的油烟味、厕所的骚味,还有不知道谁家孩子尿湿裤子的味道,常年不散。
我爸死那年,我十四岁。
他是厂里的技术员,死于一次常规的设备检修,厂里赔了笔钱,但钱这东西,就像撒进煤灰里的水,噗嗤一声,就没了。
我妈秀兰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人熬得像根干柴。家里一下子就紧巴起来,饭桌上的肉菜,从一周三次,变成了一周一次,最后成了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
哑伯老周就是在那时候敲响我家门的。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天闷得像个大蒸笼,知了在楼外的老槐树上叫得人心烦。
我妈还没下班,我看着空空如也的菜篮子,正琢磨着是拿最后两个鸡蛋做个鸡蛋汤,还是就着咸菜把剩下的半锅米饭对付了。
门被敲响了,笃,笃,笃。很轻,很迟疑。
我趿拉着拖鞋过去开门,门外站着老周。
他住在我们家隔壁,独身一人,听说早年在厂里出了事故,伤了嗓子,成了哑巴。他瘦得像根高粱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褂子,手里提着个小竹篮。
篮子里是两根顶花带刺的黄瓜,还有几个红得发亮的西红柿,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泥土。
他看见我,黝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篮子往前递了递,然后用手指了指里面的菜,又指了指我家的门。我愣住了,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见我没反应,有点急,把篮子硬往我手里塞,然后自己连连摆手,转身就走,那背影有点佝偻,走得很快,像是怕我把东西还给他。
我提着那篮子菜,站在门口,闻到了一股泥土的清香。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吃到了几个月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一盘凉拌黄瓜,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我妈一边吃,一边叹气,嘴里念叨:“这老周,图个啥?人情债最难还。”
但第二天,她还是煮了一锅玉米碴子粥,盛了满满一大碗,让我给老周送去。
从此以后,送菜就成了老周雷打不动的功课。
我们家的门槛,就像是他家菜地的延伸。
春天是嫩得能掐出水的菠菜和香椿,夏天是豆角、茄子、青椒,秋天是沉甸甸的冬瓜和南瓜,冬天他会从自己挖的地窖里拿出码放整齐的大白菜和土豆。
风雨无阻,八年如一日。
筒子楼里没有秘密,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哑巴老周天天给我家送菜。闲言碎语就像楼道里的灰尘,无孔不入。
“那老周八成是看上秀兰了,可惜是个哑巴。”
“屁,秀兰能看上他?他就是可怜她们孤儿寡母。”
“我看不像,他看陈燕那丫头的眼神,怪怪的。”
我妈听见这些话,脸就板得像块铁板,但拿回家的菜,她一次也没扔过。她会用她的方式“还债”。
老周的衣服破了,她会拿过来缝好;厂里发了劳保手套,她会塞给老周一副;家里蒸了白面馒头,第一个肯定会端到老周门口。
我呢,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门口的地上放了什么。有时候是一捆小葱,有时候是几个辣椒,像拆一个永远不知道惊喜是什么的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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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这个人,沉默得像一块石头。我们之间的交流,全靠手势和眼神。
我渐渐发现,他不是那种天生的残疾人,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不像那些脑子不灵光的人,眼神是空的。
他的眼睛里,有善意,有躲闪,还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很深的东西。
他似乎总是在看着我,但又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盯梢。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我回家了,确认我没事。
高二那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
晚自习十点才下课,我一个人骑着我爸留下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回家。路过厂区后面那条没路灯的小路时,自行车链子掉了。
我蹲在雪地里,手指冻得通红,怎么也弄不好。
就在那时候,从黑暗里窜出三个影子,是附近技校的几个小混混,嘴里叼着烟,说话流里流气的。
“小妹妹,车坏了?哥哥帮你修啊?”
“这么晚一个人回家,不怕啊?”
我吓得抓紧了车把,心里怦怦直跳。那几个人笑嘻嘻地朝我围过来,一股劣质烟草和酒精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脑子一片空白,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踩雪声。
我回头一看,是老周。
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手里提着一把除雪用的大铁锹。
他没发出任何声音,就那么站在我身后几米远的地方,路灯的余光照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小混混·,眼神冷得像冰。
那几个混混愣了一下,其中一个胆子大的骂了一句:“你他妈谁啊?想管闲事?”
老周没动,也没出声,只是把手里的铁锹,往前递了递。铁锹的刃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森白的光。他的眼神没有丝毫退让,就像一头护崽的狼。
那几个混混对视了一眼,大概是觉得跟一个哑巴老头动手没意思,也可能是被老周那股子不要命的气势镇住了,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了,老周才走到我跟前,蹲下身,三下五除二就把车链子给我挂上了。他拍了拍手上的油污,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快走。
我骑上车,他就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雪地里,我能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得特别稳。直到我进了筒子楼的楼道,那脚步声才消失。
我妈那天刚好是中班,在家。我把事跟她一说,她半天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过了很久,她才幽幽地说:“你爸活着的时候,跟老周是一个车间的。你爸那人,你也知道,讲义气。那时候……老周家里出了挺大的事,整个车间,就你爸敢拉他一把。”
“什么大事?”我追问。
我妈摇了摇头,眼圈有点红。“都过去了。你只要记着,老周不是坏人就行了。”
她没再往下说,但我心里却第一次对这个沉默的邻居和我那已经模糊的父亲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高兴得哭了,说要请客。就在楼下的空地上摆了两桌,请的都是厂里的老同事和街坊邻居。
那天特别热闹,划拳声、劝酒声、小孩的哭闹声混成一片。
老周没上桌,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就在大家吃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从楼道的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土鸡,脖子上的血都洗掉了,光溜溜的,看着有点嚇人。
他把鸡递给我妈,我妈赶紧掏钱要给他。
这下可把老周急坏了,他脸涨得通红,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双手摇得像个拨浪鼓。
他指了指天,又指了指我,然后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比哭还难看,但我知道,他是在替我高兴。
大学四年,我谈了个男朋友,叫刘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他是我高中同学,人很实在,有点愣头青,在一家国营单位开车。
第一次带他回家,我特意嘱咐他,要对隔壁的周伯客气点。
刘伟看到老周,很热情地上去递烟,喊了声“周大伯好”。
老周没接烟,他只是站在那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刘伟。
那眼神,特别严肃,像是在审视一件货物。看了足足有半分多钟,看得刘伟浑身不自在,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我赶紧走到老周身边,挽着刘伟的胳膊,对着老周悄悄比了个大拇指,意思是说,这人不错,我认准了。
老周又盯着刘伟看了一会儿,才缓缓地、几乎是不可察觉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身回自己屋了。
晚上送刘伟走的时候,他忍不住问我:“陈燕,你这邻居大伯也太奇怪了,看我那眼神,怎么跟审女婿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亲爹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笑着说:“他就是那脾气,人好着呢。”
是啊,他是什么人呢?一个送了我八年菜的哑巴,一个在我被欺负时会提着铁锹出现的男人,一个用审视女婿的眼光看我男朋友的怪人。
他像一个巨大的谜,沉默地盘踞在我的生活里,我习惯了他的存在,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毕业后一年,我和刘伟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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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就在筒子楼里办,流水席,请了个搭棚子的师傅,在楼下的空地上搭了个红色的大棚,里面摆了十几张圆桌。我妈把这些年攒下的钱都拿了出来,她说不能委屈我。
那天,整个筒子楼都像过年一样热闹。我穿着租来的红色嫁衣,脸上被化妆师抹得白白的,嘴唇涂得红红的。我妈看着我,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刘伟来接亲的时候,被我的同学和姐妹们堵在门外,又是塞红包又是让他唱歌。我坐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吵闹声,心里甜丝丝的。
透过窗户,我看到了老周。
他今天穿得特别“讲究”。一件压箱底的蓝色“的确良”衬衫,虽然洗得有些发白了,但能看出来是特意熨过的,领口笔挺。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凑在棚子里看热闹,也没有挤在楼道里起哄。他就一个人,缩在楼道拐角的阴影里,远远地看着我们家门口。
他的手里没有提菜篮子,两手空空,显得有些无措。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我熟悉的欣慰,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悲伤和不舍。
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这是刘伟把所有“关卡”都闯过,要接我出门了。按照本地的习俗,新娘子一出门,就不能再回头。
我妈抱着我,哭得说不出话。我拍着她的背,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掉。跟亲戚邻居们一一告别后,我准备跟刘伟出门。
走到门口,我的脚步骤然停住了。我看到了还站在角落里的老周。
我觉得我应该去跟他正式地告个别。这八年来,他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守护着我。今天我结婚了,我要走了,我得跟他说声谢谢。
我拨开人群,朝他走过去。周围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刘伟也拉了我一下,小声说:“陈燕,干啥去?吉时要到了。”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老周面前。
他看到我过来,显得很局促,脚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伯,”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八年,谢谢你。”
我说完这句话,老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肌肉剧烈地抽动起来。他那双一直躲闪的眼睛,第一次直直地迎上我的目光。然后,两行浑浊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只是摆手或点头。他突然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的嘶哑声音,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似乎想喊出什么,却一个清晰的音节都发不出来。
在所有亲友惊愕的注视下,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他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伸进了他那件笔挺的蓝色衬衫里,从最贴身的内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布包。一个用粗布缝制的、不知道什么颜色的旧布包。
布包被摩挲得边角发亮,上面沾着深色的污渍,看起来已经很有年头了。它不大,但从老周掏出来的动作看,很沉。
他红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然后不由分说地,把这个还带着他滚烫体温的旧布包,硬塞进了我的手里。
他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那力道像是要将这个布包嵌进我的肉里。他嘴唇翕动着,没有声音,但我清晰地从他的口型里读出了两个字。
他说的是——“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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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一切,他像是被抽干了全身所有的力气,猛地松开了手。
他没有再看我一眼,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惊呼,转身拨开人群,几乎是踉跄着,逃也似的消失在了楼道的黑暗里。
现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愣住了。鞭炮的硝烟味还未散去,喜庆的气氛瞬间凝固。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沉甸甸的、神秘的旧布包,脑子里一片混乱。
刘伟愣了几秒,反应过来,赶紧过来扶住我,他看着我手里的布包,又看看老周消失的方向,结结巴巴地问:“陈燕……这,这是怎么回事?那大伯他……”
我妈也冲了过来,她看着我手里的布包,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先……先上车,去新房。”最后还是刘伟的父亲打破了僵局,“别误了时辰。”
人群又重新骚动起来,簇拥着我和刘伟下楼。
我被半推半就地塞进了婚车里,手里还死死地攥着那个布包。隔着车窗,我仿佛还能看到老周那双含着巨大悲痛的眼睛。
一路上的喧闹,我什么都听不见。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手心这个布包上。它很硬,有棱有角,带着一种陈旧的、混合着汗渍和岁月的气息。
你爸。
老周最后无声说出的那两个字,像两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这个布包,和我那死去了八年的父亲,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老周,这个沉默了八年的哑巴,又到底是谁?
到了新房,刘伟把那些闹哄哄的同学都拦在了门外。
新房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墙壁刷得雪白,家具都是新的。
刘伟挡在门口,对着他的那帮哥们儿说:“行了行了,别闹了,让我们歇口气。”他把门关上,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我坐在崭新的沙发上,沙发的塑料薄膜还没撕掉,坐上去“哗啦”作响。我把那个旧布包放在茶几上,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刘伟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他看着那个布包,又看看我:“陈燕,打开看看吧,看看到底是啥。”
我的手指也在抖。我深吸了一口气,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布包外面缠绕得死紧的棉线。棉线都已经磨得很细了,好像随时都会断掉。
一圈,一圈,又一圈。
布包被打开了。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首饰,也没有厚厚的一沓钞票。
里面只有三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