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叫陈实？退伍回来的？”
“是。”
“那支笔，是你的？”
“是。”
“把它拿出来我看看。”
“……凭什么？”
1982年的秋天，风里已经带着一股子凉意。
我，陈实，从绿皮火车上下来，脚踩在丰城县火车站的水泥地上，感觉有点发飘。
那地被煤灰和尘土糊了一层，踩上去软塌塌的。
空气里混着劣质煤烟和厕所的臊味，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在出站口冲着人堆声嘶力竭地喊，唾沫星子乱飞。
这就是我回来了。
帆布包勒得肩膀疼，里面没别的东西，就几件换洗的旧军装，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本磨破了皮的《新华字典》。
我穿着身上这套半旧不新的军装，领子洗得发白，人站在嘈杂的人群里，像一棵被拔错了地方的树，不知道根往哪儿扎。
从县城到我们村，还有三十多里土路。
长途车一天就一班，早错过了。我没犹豫，迈开腿就往南走。在部队里，五十公里负重越野是常事，这点路不算什么。
路两边的玉米已经掰了，光秃秃的杆子戳在田里，像一片片被剃了光头的脑袋。
偶尔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阵呛人的黄土。我把帽檐往下拉了拉，继续闷头走。
提干的名额最后还是没下来。营里的文书位置我干了三年，手写的汇报材料、操练计划，摞起来有半人高。
老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的字好，人也踏实，就是家里那点成分问题，卡得死死的，可惜了。
可惜了。这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在我心里硌了整整一路。
天擦黑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村口的歪脖子槐树。村里的狗先叫了起来，然后是我家的屋顶冒出的那缕炊烟。
我爹正蹲在门口的石凳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看见我，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手里的烟杆差点掉地上。他没说话，站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
我娘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先下来了。
她没问我在部队好不好，没问我路上累不累，上下打量了我半天，憋出来一句：“瘦了，黑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
晚饭是白面馒头和一锅白菜炖土豆。我娘把锅底那几块肥肉全挑到我碗里，油花在碗里晕开一圈。
“多吃点，在外面肯定没吃过啥好的。”她说。
我爹喝着两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脸喝得通红。他话少，一顿饭就问了我一句：“以后啥打算？”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说：“回家了，还能有啥打算，种地呗。”
屋里一下子就静了。只有我娘夹菜的筷子碰到碗边，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过了好半天，我爹才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墩，说：“先不说那个。有件要紧事。”
我娘立马接上话：“对对对，要紧事。你张大妈给你说了个对象，城里的，在县针织厂上班，正经工人，吃商品粮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姑娘叫胡燕玲，长得可俊了，跟画报上的人一样。人家能点头见个面，是你张大妈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才换来的。”
我娘的语气里透着一股子小心翼翼的兴奋，“咱家这情况，农村户口，人家能看上咱，那是天大的福分。”
我爹又闷了一口酒：“见个面，好好跟人家说。要是成了，咱家砸锅卖铁，也想办法让你在城里安个家。”
我没吱声，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咽下去。那几块肥肉腻得我有点反胃。
相亲的日子定在三天后，地点是县城唯一的国营饭店，红星饭店。
为了这次相亲，我娘翻箱倒柜，给我找出了一件崭新的“的确良”白衬衫。
衣服压在箱底，一股樟脑丸的味儿。穿在身上，料子滑溜溜的，有点不自在。她还非要我把在部队发的皮鞋擦亮，说这样看着精神。
我爹给了我二十块钱，那是家里攒了小半年的鸡蛋钱。
他把钱叠得整整齐齐，塞到我衬衫口袋里，反复叮嘱：“别小气，点两个好菜。今天这顿饭，比啥都重要。”
我骑着我爹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晃晃悠悠进了城。
红星饭店门口停着几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跟我的破车一比，一个像首长，一个像伙夫。
饭店里人声鼎沸，空气里全是油烟和酒精的味道。服务员都是些三四十岁的嫂子，穿着白围裙，扯着嗓子喊：“三号桌！红烧鲤鱼一份！”
介绍人张大妈早就到了，正跟一个烫着卷发、穿着一件粉红色小西装的姑娘坐在一起说话。那姑娘就是胡燕玲。
她确实好看。皮肤白，眼睛大，嘴上抹了口红，在光线昏暗的饭店里显得特别亮眼。她正低头用一根牙签剔着指甲，脸上没什么表情。
张大妈看见我，赶紧招手：“哎哟，小陈，可算来了。快坐快坐。”
我走过去，拉开椅子坐下，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胡燕玲抬眼皮瞥了我一下，又低下了头。
“燕玲，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实，刚从部队上回来的，人老实本分。”张大妈热情地介绍。
“你好。”我冲她点了点头。
“你好。”胡燕玲从鼻子里哼出一个音，连头都没抬。
张大妈一个劲儿地使眼色，让我主动点。我脑子里空空如也，不知道该说啥。在部队里，跟女同志说话的机会基本没有。
还是胡燕玲先开了口，她的声音脆生生的，但没什么温度：“听张大妈说，你在部队当兵？”
“嗯，刚退伍。”
“那回来以后，单位给安排工作不？”她终于正眼看我了，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像是在估价。
“不安排。我就是个义务兵，回来还是农民。”我老实回答。
胡燕玲嘴角撇了一下，那是个很细微的动作。她又问：“那……你家在县城有房子没？或者有啥亲戚在单位里当个小头头的？”
“没有。我家就在陈家村，我爹妈都是农民。”
我说完这两句话，桌上的气氛就彻底冷了。张大妈脸上热情的笑容也僵住了，一个劲儿地找话说：“小陈在部队里可出息了，当文书呢，会写字！”
胡燕玲“哦”了一声，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然后看着窗外，再也不说话了。
我点了两个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肉片炒木耳。菜上来后，胡燕玲就动了两筷子，然后放下筷子说：“我想起来了，我们车间今天下午要盘点，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张大妈急了：“哎呀，这饭还没吃完呢……”
“不了不了，工作要紧。”胡燕玲站起来，拎起她那个时髦的人造革小包，冲我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那，我先走了。”
她走得很快，粉红色的小西装在门口一晃，就消失了。
桌上，两盘菜几乎没动。张大妈一脸尴尬，搓着手说：“这姑娘……可能真有急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冲张大妈笑了笑，说：“没事张大妈，我懂。你先回去吧，我把这菜吃了，不能浪费。”
张大妈叹了口气，也走了。
整个饭店闹哄哄的，就我这一桌，安静得像在另一个世界。我一个人坐在那，慢慢地吃着已经凉了的菜。肉片有点硬，白菜有点酸。
吃完饭，我没急着走。心里有点憋闷，像塞了一团湿棉花。我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那支“金星28”钢笔。
这支笔是老首长转业的时候送我的。笔身是黑色的，笔帽是金色的，有点掉漆了。但在我眼里，它比什么都金贵。
我又从帆布包里翻出那个小记事本。拧开笔帽，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什么都没想，就是想写点字。
我开始默写一首唐诗，是老首长教我写的。
我的字谈不上什么书法，没有龙飞凤舞的架势。
可是在部队练了几年，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工整，有力。每一个转折，每一个顿笔，都透着一股子军人的劲儿。
写字的时候，心里那团湿棉花好像就慢慢干了，舒展开了。
就在我写完第二行的时候，旁边突然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按住了我的记事本。
我吓了一跳，抬起头。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我桌边。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像鹰一样锐利。他刚才就坐在我邻桌，一个人对着一碗面条发愁，一口都没动。
他没看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本子上的字。
“小伙子。”他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当过兵？”
我被他这架势搞蒙了，点了点头。
“在部队是文书？”
我又点了点头。
他二话不说，拿起我的记事本，翻了两页，然后把本子合上，塞进他自己的口袋里。
“别吃了。”他说，然后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拍在桌上，“饭钱我结了。现在，马上跟我走。”
我愣住了：“去哪儿？”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焦灼和不耐烦：“跟我走就是了，有紧急任务。”
我稀里糊里糊涂地跟在他身后。
他步子迈得很大，走得飞快。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我们穿过马路，径直走向了那座我只敢在远处看的灰色大院——县委大院。
门口站着哨兵，看见中年男人，敬了个礼。男人点了点头，领着我畅通无阻地走了进去。
院子里种着几排高大的白杨树，地上扫得干干净净。
几栋三层高的苏式小楼安安静静地立着，偶尔有几个穿着干部服的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从身边经过，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表情严肃。这里的空气都好像比外面凝重几分。
男人把我带进了中间一栋楼的二楼。走廊里光线很暗，能闻到一股墨水和旧纸张的味道。他推开一扇挂着“县委办公室”牌子的门。
屋里烟雾缭绕，呛得我咳嗽了一声。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围着一张大办公桌发愁。桌上堆满了文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看见我们进来，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抬起头，急切地问：“马主任，怎么样？”
那个被称为“马主任”的中年男人，也就是带我来的这位，把门一关，沉声说：“人我找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穿着那件不合身的的确良衬衫，站在门口，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马主任走到办公桌前，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叠厚厚的、写满了修改符号的稿纸，往我面前一递。
“小伙子，我叫马振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他语速极快，“情况紧急，没时间跟你客套。省里的检查组明天一早八点就到县里，这份关于全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成果的汇报材料，必须在天亮之前，謄抄成正式稿。这是县委一号文件，一个字都不能错。”
他停顿了一下，指了指空无一人的角落里一张桌子：“我们县里写字最好的‘笔杆子’老张，昨天晚上急性阑尾炎，拉到医院开刀去了。办公室其他人，写的字都拿不出手，歪歪扭扭，像狗爬。你，”他用手指着我，“行不行？给句准话。”
我接过那叠稿纸。稿纸很沉，上面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改得密密麻麻，几乎找不到一块干净地方。内容是关于农业改革的，很多词我都没见过。这是关系到全县农民饭碗的头等大事。
我感觉到了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那是一种混杂着怀疑、期待和焦急的目光。
我没有说“行”或者“不行”。在部队里，接到任务，只有“是”和“保证完成任务”。
我抬起头，看着马振邦，问了句：“纸和墨在哪儿？”
马振邦的眼睛亮了。他一挥手：“小高，快，把最好的稿纸和‘英雄’墨水拿出来！”
一个叫小高的年轻干事马上从一个铁皮柜里抱出一沓印着红色抬头“县委办公室”字样的专用稿纸，又拿来一瓶崭新的蓝黑墨水。
我走到那张空桌子前，把稿纸放好。然后，我从衬衫口袋里，再次拿出了我的那支“金星28”。
我拧开笔帽，吸足了墨水，又从那叠废稿纸里抽出一张背面是空白的，在上面试了试笔锋。
“陈” “实”。
两个字写在纸上，黑黢黢的，方方正正。
整个办公室里原本焦躁的气氛，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没说话，就看着我。那股沉稳、专注的劲头，是我在部队当文书时，面对一摞摞紧急文件练出来的。
我抬起头，对马振邦说：“主任，可以开始了。”
时间好像静止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钢笔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那声音很轻，却像有种魔力，把屋子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了过去。
我进入了状态。在部队里，老首长常说，文书的战场就在这张桌子上，手里的笔就是枪，写出去的每一个字都是子弹，打出去就收不回来，必须精准。
我看着那份改得乱七八糟的原稿，眼睛像扫描仪一样，一行一行地过。哪个字要替换，哪句话要调整，脑子里先过一遍，确保无误，然后才落笔。
我的字，横平竖直，撇捺分明。每一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像是用卡尺量过。整篇謄抄下来，从头到尾，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不是艺术，这是纪律。
马振邦就搬了把椅子，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笔尖。他身后的那几个干部，也都不走了，围在我周围，像是在看什么西洋景。
开始他们还小声议论几句。
“嘿，这字，真带劲。”
“比老张写的还规整。”
慢慢地，就没人说话了。
他们只是看着，看着那一行行工整、清晰、有力的楷书，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出现在那雪白的、带着红色抬头的稿纸上。他们脸上的愁云，也像是被这笔迹一点点地抹平了。
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忘了自己刚相亲失败，忘了自己前途未卜，也忘了自己只是个退伍回家的农民。我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眼前这张纸，和我手里的这支笔。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写得手腕发酸，脖子僵硬。马振邦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滚烫的浓茶。
“喝口水，歇歇。”他说，声音里已经没了最初的急躁。
我喝了口水，茶叶的苦涩味道在嘴里散开，精神为之一振。我甩了甩手腕，又拧开了笔帽。
“还能坚持不？”马振真问。
“报告首长，没问题。”我下意识地答道。
马振邦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那是今晚我第一次见他笑。
窗外的天色，从墨黑，一点点变成了鱼肚白。
当我写完汇报材料的最后一个句号时，第一缕晨光正好从窗户缝里挤了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斑。
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十几页的稿纸，謄抄得整整齐齐，摊在桌子上，没有一个墨点，没有一处涂改。它们不像是一份手写的文件，更像是一件用尽心血雕琢出的工艺品。
马振邦一个箭步冲过来，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稿纸，对着光仔仔细细地看。他的手甚至有点轻微的颤抖。
“好！好！太好了！”他连说了三个“好”，脸上的表情像是打了大胜仗的将军，“有了这份材料，看省里那帮秀才还怎么挑刺！”
他把文件整理好，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我先去跟书记汇报。”
他拿着文件，一阵风似的出去了。
办公室里那几个熬了一夜的干部也都松了口气，三三两两地出去洗脸、活动筋骨了。
屋里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下疲惫不堪的我和另一个刚从外面走进来的年轻干事。
这人二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白衬衫的领子干净得像是新的一样。他叫高建军，是老张的徒弟，办公室里公认的“后备笔杆子”，平时眼光比谁都高。
他可能是刚来接班，还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他看了一眼我这个陌生人，又瞥了一眼桌上我謄抄时垫在下面的废稿纸，眼神里明显带着一丝不屑和审视。
他拿起一份我謄抄好的正本文件，似乎是想从里面挑点毛病，以显示自己的专业。可他只看了几行，脸色就微微变了。那种挑剔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惊讶。
他没说什么，把文件轻轻放回原处，又走到马主任那张凌乱的办公桌旁，开始整理昨晚留下的杂物。他把烟灰缸倒掉，把散落的笔一支支插进笔筒。
突然，他的动作停住了。
他的目光，被桌角压着的一份内部传阅件钉住了。那是一份蓝色封皮的文件，标题很长，大概是关于几年前某起“错案”平反工作的初步情况通报。
他的视线在那份文件上停留了足足有五六秒。
然后，他猛地抬起头，视线越过办公桌，直直地射向我。
最后，他的目光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死死地锁在了我刚刚擦拭干净、放在桌上的那支“金星28”钢笔上。
高建军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像纸一样煞白。
他的嘴唇开始哆嗦，像是看到了什么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他抬起一只手，颤抖地指着我，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尖利、扭曲，划破了清晨办公室的宁静。
“你……你到底是谁？！这支笔……这支笔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和当年的‘那个案子’是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