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两亲家:上甘岭老兵英雄,副国级主持156工程,战友情延续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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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史》、《袁宝华回忆录》、中国军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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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深秋,朝鲜半岛中部的上甘岭炮声隆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正在进行。志愿军将士在两个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殊死搏斗。

战后统计,山头的岩石被炸成粉末,阵地标高硬生生被削低了两米。就在这片焦土上,走出了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走出了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邱少云。

几乎在同一时期,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同样在紧张进行。

一批中国代表历时9个月艰苦谈判,最终签下了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的156项援建协议,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工业化起步资源。

这两条看似毫无交集的历史线索,却在多年之后汇聚到了同一个人身上——开国元勋薄一波。

他的两位亲家,一位从战火中走来,一位从建设工地走来,两代人的命运就此交织在一起...



【1】从太行山走出的革命元勋

1908年2月6日,山西省定襄县蒋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被父母取名薄书存,他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薄一波。

定襄县地处晋北,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薄一波的父亲薄昌福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也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一家人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生活十分艰辛。据薄一波后来回忆,他4岁那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但因为实在养不起,父母被迫忍痛将这个孩子溺死。

这段惨痛的童年记忆,让薄一波从小就对穷苦人的命运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尽管家境贫寒,薄一波的父母还是咬紧牙关供他读书。1922年,14岁的薄一波从定襄第一高小毕业,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时山西省内的知名学府,聚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

正是在这里,薄一波开始接触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创办于1919年,由阎锡山主持创建,原本是为了培养小学教师。但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校里涌动着一股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思潮。

年轻的薄一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1925年,17岁的薄一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入党之后,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很快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许多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

薄一波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秘密工作,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发展党的组织。

1928年底,薄一波来到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

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策动士兵起义。这项工作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

1929年,薄一波在天津、唐山和正太铁路、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先后策划了多次士兵暴动。

这些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也为党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斗争经验。

然而,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1年6月,由于省委军委负责人叛变,河北省委及所属许多机关遭到破坏。

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位于北平西城草岚子胡同,是国民党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监狱条件极其恶劣,国民党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企图让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反省"变节。

薄一波进入监狱后,迅速与其他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战斗集体。

他先后担任党支部干事、书记,带领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拒绝"反省"投降。

1935年5、6月间,薄一波、殷鉴等12名共产党人因拒绝"反省",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当时,死刑判决书已经拟好,只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批复下来就要执行。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根据协议,驻扎在华北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必须立即南撤。而这个宪兵团,正是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部队。

宪兵团南撤后,薄一波等12人的死刑暂时无法执行。这12位同志就这样在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经过慎重研究,向党中央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

当时华北形势日益危急,日军随时可能全面占领华北,如果不及时营救,这批干部很可能会全部牺牲。

党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1936年9月,薄一波等54位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从1931年到1936年,薄一波在狱中度过了整整5年时光。

这段牢狱生涯,既是对他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也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出狱后不到两个月,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就接到了新的任命——前往山西,组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

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东北,正在加紧向华北渗透。山西地处华北腹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党中央希望薄一波能够利用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蒋介石、日本之间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准备。

薄一波到达山西后,很快就与阎锡山建立了联系。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统治山西长达数十年。

他既不愿意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也不愿意被日本人吞并,正在寻找第三条道路。薄一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服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9月18日,在薄一波的积极推动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表面上由阎锡山领导,实际上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都由共产党人主持。

牺盟会成立后,迅速在山西各地发展组织,吸收了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群众。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牺盟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成为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薄一波立即着手组建抗日武装。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成立,薄一波担任总队、第一纵队政委。

决死队是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它的成员主要是牺盟会培养的青年干部和进步学生,政治素质高,革命热情足。

薄一波在决死队中大力开展政治工作,使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决死队成立后,发展速度惊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卫旅、3个政卫旅,还有战动总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共计9个师旅、50个团,总兵力达到7万人。

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八路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1月初,薄一波率领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他同时担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太岳根据地位于山西东南部,地势险要,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薄一波在这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带领军民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率先发难,发动了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

薄一波率领新军坚决自卫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持和配合下,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

此后,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薄一波继续担任山西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决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兼政委。

在太岳根据地工作期间,薄一波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们有的是八路军的指战员,有的是地方党政干部,有的是从全国各地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1943年11月,薄一波奉命离开太岳根据地,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此后,他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军事转向党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出任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协助刘伯承、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同年8月至11月,薄一波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解放区军民,取得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

在平汉战役中,他还亲临前线,与国民党将领高树勋会晤,成功争取了高树勋部起义,为瓦解国民党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3月,薄一波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议长。随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起草工作,并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率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薄一波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担任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

同年7月至9月,他率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团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8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中央局,薄一波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同时成立华北军区,薄一波兼任军区政委。同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薄一波当选为第一副主席。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决定发起平津战役。中央将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薄一波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政委。

他主持起草了《华北局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为接管大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薄一波随即进入北平,参与组织接管工作。此后,他又参与了制定《共同纲领》等重要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准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薄一波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薄一波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漫长征程。

从1908年出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薄一波走过了41年的人生历程。在这41年中,他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

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也为他日后主持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历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薄一波结识了无数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们有的在战场上并肩作战,有的在经济建设中携手合作,有的成为了他的至交好友,有的甚至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而这些亲家的身份和经历,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2】上甘岭:一场震惊世界的血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场战役被后人反复提起,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岭战役"。这场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历时43天,被誉为"世界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上甘岭,是位于朝鲜五圣山下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坐落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之间的山谷里。

这两个以海拔高度命名的无名高地,在战役爆发前并不为人所知。但43天之后,它们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

五圣山是朝鲜中部战线的制高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经说过:"五圣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一旦失掉,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1952年初春,志愿军第15军奉命接替第26军的防务,在五圣山地区约30公里宽的正面担任防御作战任务。

15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1947年8月15日在太行军区组建,1949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

1951年3月,15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在入朝之前,15军进行了近一年的整训和改装,部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15军入朝后,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等重大战役。在第五次战役的后撤阶段,15军在角圪峰、朴达峰一线阻击敌军10天,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这次战斗中,15军涌现出了一级英雄柴云振等战斗英雄。

1952年初,15军进入五圣山地区担任防御任务。部队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大力加强工事构筑,修建了大量坑道和地面工事。这些坑道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苦心经营多时的"金化攻势"正式展开。

这天凌晨,敌军集中16个炮兵营的300余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志愿军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

战斗打响后的第一天,敌军就向这两个面积加起来不到4平方公里的小山头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空炸弹。

据战后统计,敌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共消耗炮弹190余万发、航空炸弹5000余枚,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的弹药量达到45吨。

战役结束后,两个高地的山头被炮火削低了整整两米,表面覆盖着一米多深的浮土,寸草不生。

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志愿军第15军奋起抵抗。10月14日当天,敌军就投入了两个营的兵力,后来增加到两个团。

守卫两个高地的志愿军第45师1、3营各一个排的战士,从拂晓一直战斗到天黑,与敌人进行了30余次反复争夺。

到中午12时,由于伤亡过大,守备部队被迫退入坑道坚守。这时,敌军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的表面阵地,597.9高地也被占了三分之一,但主阵地仍在志愿军手中。

当天下午,15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夺取五圣山前沿阵地,进而中间突破,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无法通过战场取得的东西。

会议迅速做出决定:调整第45师部署,停止对注子洞南山的反击,集中兵力、火力于五圣山方向;各级指挥所前移;

调整战斗部署,由135团负责指挥597.9高地战斗,133团负责指挥537.7高地北山战斗,134团在师指挥所待命;加强后勤保障,向坑道补充食物、饮水和弹药。

从10月14日到10月20日,敌我双方围绕两个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敌军凭借绝对优势的火力,白天夺取表面阵地;

志愿军则利用坑道坚守,夜间组织反击夺回阵地。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争夺达59次之多。

在这7天的战斗中,志愿军第45师伤亡惨重。全师1万余人,到10月20日只剩下几百人还能战斗。但官兵们没有退缩,而是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死守每一寸阵地。

10月19日夜,志愿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反击。当晚16时30分,15军的"喀秋莎"火箭炮营进行了一次齐射,紧接着103门山炮、野炮、榴弹炮一齐开火。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4个连的兵力分兵两路,同时向占领597.9高地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的敌军实施反击。

经过半夜激战,志愿军收复了全部表面阵地。但就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黄继光壮烈牺牲。

黄继光,1931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2营营部通讯员。

10月19日夜的反击战中,在夺取597.9高地4号、5号阵地后,突击部队向主峰0号阵地发起冲击。

但敌军在0号阵地构筑了一个集团火力点,十余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死死封锁住了志愿军的冲击道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很快就要亮了。如果不能在天亮前拿下0号阵地,白天敌人的飞机就会出动,之前取得的战果很可能化为泡影。

危急关头,黄继光主动请战,带领战士肖登良、吴三羊二人执行爆破任务。三人交替掩护前进,连续炸掉了敌人几个地堡。但在接近最后一个火力点时,吴三羊中弹牺牲,黄继光和肖登良身负重伤。

眼看着部队就要功亏一篑,黄继光拖着负伤的身体继续向前爬行。当他爬到距离敌人火力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时,子弹打光了,手雷也扔完了。

在这生死关头,黄继光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猛地扑向敌人的机枪眼,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疯狂扫射的枪口。

黄继光的壮举为突击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战友们高喊着"为黄继光报仇"的口号,一举冲上了0号阵地,全歼守敌。

黄继光牺牲时年仅21岁。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他是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仅有的两名特级英雄之一,另一名是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杨根思。

黄继光的事迹传回国内后,举国震动。他的名字从此成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代名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

就在黄继光牺牲前一周,另一位英雄也在上甘岭地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就是邱少云。

邱少云,1926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参战,任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

1952年10月,为了配合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作战,志愿军决定拔除391高地上的敌军据点。10月11日,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奉命在391高地前沿潜伏,准备第二天晚上发起攻击。

391高地距离敌军只有60米,地形开阔,几乎没有任何隐蔽物。500多名战士趁着夜色悄悄进入潜伏位置,埋伏在枯草丛中,一动不动地等待进攻的时机。

第二天中午,敌军发射了几发燃烧弹,其中一发正好落在邱少云身边。燃烧弹溅出的火焰瞬间引燃了他身上的伪装物,火势迅速蔓延。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邱少云只要就地一滚,就可以把身上的火扑灭。但那样做势必会暴露潜伏部队的位置,导致整个作战计划功亏一篑,几百名战友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邱少云没有动。他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里,任凭烈火在身上燃烧。他的战友们就在几米之外,眼睁睁看着他被火焰吞噬,却无能为力,因为任何一点动静都可能暴露整个部队。

就这样,邱少云在烈火中坚持了30多分钟,直到壮烈牺牲,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没有挪动一下身体。

当天晚上,潜伏部队按计划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了391高地。邱少云用生命换来了战斗的胜利。

邱少云牺牲时年仅26岁。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上甘岭战役中,像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英雄不止两个。据统计,仅15军就涌现出各级战斗英雄12383人,占全军总人数的27.5%。其中,用身体堵枪眼、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有38人之多。

战役进行到10月20日,志愿军在两个高地上的表面阵地再次全部失守。此后,战斗进入了艰苦的坑道对峙阶段。

坑道是志愿军在长期防御作战中创造的一种独特工事形式。它以隧道为骨干,与堑壕、交通壕、掩体等野战工事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地下防御体系。

坑道一般挖入山体深处,顶部岩层厚度在10米以上,能够抵御敌军重磅炸弹和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在上甘岭战役中,正是这些坑道挽救了守军。当表面阵地无法坚守时,战士们就退入坑道,继续与敌人周旋。

敌军虽然占领了表面阵地,却无法消灭坑道内的志愿军,反而时时刻刻处于被反击的威胁之下。

坑道内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敌军严密封锁,坑道与后方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粮食、饮水、弹药都极度匮乏,伤员得不到救治,牺牲的战友遗体无法运出。

最困难的是饮水问题。坑道内没有水源,战士们只能靠舔石壁上的水渍来润喉。有时候,一个苹果要在十几个人手中传递,每人只能舔一舔苹果皮。

后来,电影《上甘岭》中那首著名的歌曲《我的祖国》就是以坑道战为背景创作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词,唱出了战士们对水的渴望和对祖国的思念。

为了向坑道运送物资,后勤人员付出了巨大牺牲。从后方到前沿只有几公里路,却要穿越敌军的炮火封锁线。

许多战士倒在了运送物资的路上。据统计,向坑道运送一个苹果,平均要付出半条生命的代价。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坑道内的战士们始终没有放弃抵抗。他们利用坑道口对外射击,打击敌军;趁夜间组织小分队出击,袭扰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反击,夺回表面阵地。

10月30日,经过10天的紧张准备,志愿军发起了大规模反击。参加反击的部队除了15军之外,还有12军31师等增援部队。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志愿军以10个连的兵力对597.9高地发起内外夹击。

经过5个小时激战,志愿军全歼守敌4个连,打退敌军1个营的多次反扑,收复了597.9高地全部阵地。随后几天,537.7高地北山的阵地也基本被收复。

但敌军不甘心失败。11月11日至18日,敌军又调集16个营的兵力发动大规模反扑。志愿军顽强抵抗,共击退敌军130多次进攻,毙伤敌军2000余人,最终保住了阵地。

11月25日,敌军停止进攻,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在这场持续43天的战役中,敌军先后投入美军3个师、韩军2个师共11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还有大量坦克、飞机和重炮。志愿军则投入了15军的4个团和12军的2个团,以及炮兵、工兵等配属部队。

双方在这两个小山头上反复争夺,志愿军共击退敌军进攻900余次,打退敌军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规模冲锋653次。敌军伤亡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

上甘岭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它在世界战争史上创造了多项纪录:单位面积投弹量最大、单位面积伤亡人数最多、坑道坚守时间最长......

这场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的"金化攻势",稳定了朝鲜战场的局势。此后,敌军再也没有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它向全世界证明: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完全可以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

有人说:"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上甘岭战役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名,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3】156项工程:奠定工业强国之基

就在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另一批中国人正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经济建设援助问题。这是一次关乎新中国工业化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经过多年战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大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够给全国人民每人打一把菜刀。

更严峻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寻求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帮助。

其实,中苏之间关于经济援助的谈判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

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这是中苏双方高层的首次正式接触。在会谈中,中方表达了希望获得苏联经济援助的意愿。

1949年6月,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中,双方就苏联援华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但由于当时国内形势尚未完全稳定,中方还无法提出具体的援建项目清单,只是达成了一些原则性共识。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伟人亲自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根据贷款协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这笔贷款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1950年至1952年初,在贷款协定的基础上,苏联先后同意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42个工业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工业领域,为"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赴苏,就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目标是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大型工业项目,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代表团中汇集了当时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负责人。除了周恩来、陈云之外,还有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重要成员。他们肩负着为新中国争取工业化起步资源的重任。

谈判的过程漫长而艰难。从1952年8月一直持续到1953年5月,前后历时9个月。双方就援建项目的数量、规模、技术标准、价格、交付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

中方希望尽可能多地争取援建项目,而且要求这些项目能够代表当时世界工业的先进水平。苏方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某些问题上有所保留。双方多次出现分歧,谈判几度陷入僵局。

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坚定的谈判意志。他们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既据理力争,又适时妥协。最终,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3年5月15日,中苏双方正式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在1953年至1959年间,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

加上此前已经确定的项目,以及此后增加的项目,苏联援华工业项目的总数达到156个。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156项重点工程"。

156项工程涵盖了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机械、航空、航天、电子、船舶、医药、轻工等14个行业,几乎覆盖了现代工业的所有主要领域。

具体来说,这些项目包括: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工业13项,煤炭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电力工业25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7项,轻工业1项,医药工业2项,国防军工44项,其他6项。

156项工程分布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内地。

东北三省有59项,其中黑龙江22项、辽宁24项、吉林13项。内地省份中,陕西24项、山西10项、河南7项、湖北7项、甘肃7项。

这种布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北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交通便利,便于大规模建设;内地省份则可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在战略上也更加安全。

156项工程的建设,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钢铁工业方面,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近3倍。

在机械工业方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厂、沈阳第一机床厂等骨干企业陆续建成。1956年7月14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在航空工业方面,沈阳飞机制造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等企业建成投产。中国从一个不能制造飞机的国家,发展成为能够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国家。

在电力工业方面,阜新发电厂、丰满水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等大型电力项目相继建成。全国发电量大幅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保障。

156项工程的建设,不仅带来了设备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成长起来,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据统计,在156项工程建设期间,苏联共派遣专家10800多人次来华工作,帮助中国培训了大量技术人员。同时,中国也派出留学生和实习生赴苏联学习,学成后回国参加建设。

156项工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项目本身。它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当然,156项工程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许多重要资料。这给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了严重困难。

但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建设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绝大部分项目的建设任务。

到1969年,156项工程中实际施工的150项全部建成投产。这些项目构成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骨架,为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56项工程的谈判和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者。

他们有的参与了艰苦的谈判工作,有的主持了具体项目的建设,有的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统筹协调。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领军人物。

而其中有一位,不仅在156项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还与薄一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从硝烟弥漫的上甘岭战场,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工地,新中国的开拓者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奋斗着。

他们中有的人扛枪打仗,用生命换来国家安全;有的人伏案工作,用智慧奠定工业根基。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生轨迹,却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最终交汇在了一起。

薄一波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与这两条战线上的许多人都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而在这些人中,有两位后来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将革命友谊延续到了下一代。

这两位亲家究竟是谁?他们与薄一波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当尘封的历史被一一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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