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班长姓雷，叫雷震。”
办公室里算盘珠子拨得清脆，像炒豆子。
埋头写字的办事人员笔尖一停，缓缓抬起头，眼神直勾勾的，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
老人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1982年的夏天，川北的雨水像是要把天捅个窟窿，没完没了地往下倒。
大巴山深处的风，刮起来带着一股子霉味和烂泥的腥气。
耿山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看着院坝里积起的一个个浑黄的水洼。
雨点子有黄豆那么大，砸在屋顶的旧瓦片上，噼啪乱响，声音闷闷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擂鼓。
屋里比屋外好不到哪里去。
房梁被雨水洇成了深黑色，水珠子顺着梁柱往下滚，滴滴答答，砸在地上摆着的豁口瓷盆和生锈的铁桶里。声音不急不慢，一下，又一下，敲在耿山的心口上。
他已经六十多了，背弓得像一张用了多年的老牛犁。
脸上的褶子，一道叠着一道，能夹死蚊子。他吧嗒着叶子烟，烟雾缭绕，呛得他咳嗽起来，牵动着胸口的旧伤，一阵阵地疼。
墙上，挂着一张镶了木框的黑白照片。
照片已经微微泛黄，上面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嘴咧着，笑得一脸灿烂，露出一口白牙。那是他的独子，耿长生。
照片是六年前寄回来的，人也是六年前没的。
邻居张瘸子拄着根竹竿，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泥水过来了。他站在耿山家漏雨的屋檐下，把身上的蓑衣脱下来抖了抖。
“老耿，还在瞅？”
耿山没回头，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你那屋顶再不拾掇拾掇，今年这雨季怕是过不去了。”张瘸子说，“看这架势，塌下来是早晚的事。”
耿山把烟锅在门槛上磕了磕，磕出一点灰星。“拾掇？拿啥拾掇？拿手去糊？”
“市里头发的那笔钱，你咋还不去领？”张瘸子凑近了些，压低了声音，“长生都走了这么些年了，那是国家给的，又不是偷的抢的，你犟个啥？”
耿山的手僵了一下。
那笔钱，他知道。长生牺牲的第二年，乡里就来了通知，让他去市里民政局领一笔抚恤金。可他没去。
他觉得那是儿子的命换来的钱，他一花，就好像儿子真的没了，连点念想都没了。
他宁愿守着这破屋，守着墙上那张笑脸，就当儿子还在外头的部队里，只是信写得慢了点。
可这几年，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地里的活也渐渐干不动了。
特别是今年这雨，下得人心慌。屋里的米缸快见底了，墙角堆着的洋芋也开始发了芽。
“去吧。”张瘸子叹了口气，“你一个人，总得活下去。长生在天有灵，也不想看你这样。”
耿山沉默了很久，久到张瘸子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去市里的车，啥时候有？”
去市里是件大事。
耿山把自己最好的一件蓝布褂子翻了出来，褂子是长生入伍前扯布做的，手肘和肩膀的地方都打了补丁，颜色洗得发白。他对着水缸里晃荡的人影照了照，用手把翘起来的头发往下按了按。
他从床头一个旧木箱的夹层里，摸出一个用油纸包得方方正正的小包。
打开一层又一层，里面是几张纸。
一张是耿长生的牺牲证明，纸张已经脆了，折痕处快要断开。还有户口本，和他自己的身份证明。
他把这些纸重新包好，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又在外面裹了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军绿外套。
从村里到乡上，几十里山路，全是烂泥巴。
耿山走了大半天，裤腿上甩满了泥点子。到了乡里，他花了两毛钱，在路边摊上买了个硬邦邦的玉米馍馍，就着自带的凉水啃了。
去市里的长途班车，一天只有一班。
车身是绿色的，漆掉得斑斑驳驳，像个满身疮疤的铁皮罐头。
车里塞满了人，还有捆着的鸡鸭和各种山货，一股子汗臭味、柴油味和家禽的骚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
耿山缩在角落里，紧紧护着怀里的东西。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每一下都像是要把人的五脏六腑给颠出来。
他一辈子没出过几次远门，最远就是到乡里赶个集。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从熟悉的青山绿水，慢慢变成了平坦的田野和陌生的镇子。
一天一夜。
车子停在市里汽车站的时候，耿山是被人群挤下车的。他站在车站门口，看着眼前的一切，有点懵。
马路上跑的不是牛车马车，是数不清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
还有那种方头方脑的“解放”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带起一阵黑烟。路两边是三四层高的楼房，墙上刷着白石灰，挂着各种他看不懂的招牌。
这地方真大，人真多，声音真吵。
耿山攥着邻居张瘸子给他写的地址条，手心全是汗。那张纸条被他捏得又湿又软。他鼓起勇气，拦住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后生……问一下，这个……民政局，往哪边走？”
年轻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上那件不合时宜的旧军绿外套和满是泥点的裤腿，朝前头指了指：“顺着这条解放路一直走，看到那个带钟的大楼，再拐过去问。”
耿山道了谢，顺着人流往前走。他觉得自己像一滴浑水，滴进了清亮的溪流里，格格不入。
市民政局的牌子挂在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
耿山在门口徘徊了很久，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不敢进去。门口站岗的警卫看了他好几眼。他把心一横，低着头走了进去。
他按着地址条上的字，找到了“优抚安置科”。
办公室里有三张桌子，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正对着镜子用手梳理头发，另一个埋头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打着。
耿山走到那个梳头的年轻人桌前，把怀里捂热了的油纸包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同志，我……我来领点东西。”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年轻人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个油乎乎的纸包，眉头皱了一下。
“领什么？”
“抚……抚恤金。”耿山把纸包打开，递上那张牺牲证明。
年轻人接过去，看了一眼，就开始翻桌上的一个大本子。本子很厚，纸页都黄了。他翻得很快，哗啦哗啦响。
“叫什么？”
“耿长生。”
“哪个部队的？”
耿山卡住了。他只知道儿子在云南那边当兵，具体是哪个部队，信上写过，但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哪里记得住那些数字番号。
“在……在云南。”
年轻人“啧”了一声，显得很不耐烦。“云南那么大，哪个部队？哪年的事了？”
“六……六年前。”
“六年前？”年轻人把本子合上，往桌上一扔。“太久了，档案都归到后面去了，不好找。你这个手续也不全，得有部队那边的确认函，还有你们乡里开的证明。”
耿山听得一头雾水。“乡里……乡里让我直接来市里……”
“乡里说你就来？我们这有我们的规章制度。”年轻人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找不到对应档案，我怎么给你办？你先回去，把手续补齐了再来。”
回去？从这儿回到山里，一来一回又是好几天。路费、吃喝，哪样不要钱？耿山急得满头是汗，黝黑的脸膛涨成了猪肝色。
“同志，你再……再帮我找找……”他搓着手，几乎是在哀求。
“说了找不到，档案不在我这儿。”年轻人开始不耐烦地整理桌上的文件，不再看他。
耿山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城市的繁华和陌生，加上眼前这年轻人的冷漠，像两座大山压在他心上，让他喘不过气。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要饭的，在这里碍了别人的眼。
他准备默默地收起东西离开，再想别的办法。
“老耿，这是怎么了？”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耿山回头，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梳头的年轻人站了起来：“秦科长。”
被叫做秦科长的男人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满脸无助的耿山和他桌上的那张牺牲证明上。
“这是来办事的军属？”他问。
“嗯，时间太久了，档案不好找，手续也不全。”年轻人解释道。
秦科长走到耿山面前，扶住他的胳膊。“老人家，别站着，到我这边来坐。”
他把耿山引到自己那张办公桌前，又拿起暖水瓶，给他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水，塞到他手里。
“慢点喝，不着急。把事情慢慢跟我说。”
耿山捧着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手一直在抖。一股热流从手心传遍全身，他那颗被冷风吹得冰凉的心，好像一下子暖和过来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叫秦科长的男人，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老人家，你贵姓？”秦卫东的语气很温和。
“姓……姓耿。”
“耿师傅，你把证件给我看看。”
耿山把那几张纸递了过去。秦卫东接过来，没有嫌弃上面的油渍和破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
“耿长生……好名字。”秦卫东扶了扶眼镜，看着牺牲证明上的红章，“是在南边牺牲的，英雄啊。”
他没有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追问部队番号，而是换了个问法。
“耿师傅，你儿子……生前给你写的信还在吗？”
耿山摇了摇头：“家里遭过水，都……都泡烂了。”
“没事没事。”秦卫东安慰他，“你别急，我们慢慢核对。你儿子在部队当什么职务，还记得吗？”
“是个……兵，后来好像当了个副班长。”
“嗯。”秦卫东在本子上记着，“那他有没有在信里提过，跟部队里哪些人关系好？比如同乡，或者……特别敬佩的领导？”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耿山记忆的匣子。
那些模糊的信件内容，那些由村里识字先生念给他听的片段，一点点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
长生的信，开头总是“爹，你好”，结尾总是“祝你身体好”。中间的内容，大部分是报平安，说部队伙食好，天天能吃上白面馒头，说战友们对他很好，让他不用挂念。
他很少提训练的苦，更没提过打仗的险。
耿山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城市的喧嚣仿佛远去了。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家的院坝里，坐在小板凳上，听着识字的张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着儿子的信。
“……俺娃在信里……提得最多的，就是他那个班长。”耿山的声音很干涩，像是从一口枯井里发出来的。
秦卫东停下笔，抬起头，鼓励地看着他。
“他说……他那个班长，是个好人。”耿山努力回忆着，“是从北边大城市来的，个子高，壮得跟个铁塔一样。打仗厉害，一个人能顶好几个。就是……脾气爆，犯了错，骂起人来凶得很。但他说，班长心里护着他们这些新兵蛋子。”
耿山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喝了口热水，像是要润润干得冒烟的嗓子。
“俺娃说，有一回他生病，上吐下泻，是班长背着他跑了十几里山路去了卫生队。还有一回过年，班长把家里寄来的罐头，分给了班里几个想家的兵……他很敬佩那个班长。”
秦卫东耐心地听着，在本子上记录着这些细节。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时却是核实身份的重要依据。
“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班长的名字？”秦卫东轻声问。
耿山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搪瓷缸子，眉头紧锁。时间太久了，很多事情都像山里的雾，散了。
他只记得儿子在信里提过，班长姓雷，像打雷的雷。因为他嗓门大，脾气也像雷公一样。
“俺娃说，班长姓雷……”
耿山的声音越来越低，他努力地在记忆的角落里搜寻着。
“叫……叫……”
他忽然想起来了，儿子在最后一封信里提过，说班长教会了他写自己的名字，也教会了他写班长的名字，说以后退伍了，要去班长老家看看。
“叫雷震。”
耿山喃喃地吐出了这两个字。震，是张先生告诉他的，说是打雷时候的那个震。
当“雷震”这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轻轻地从耿山口中掉出来时，办公室里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那个一直在旁边打着算盘的老同事，算盘珠子停在了半空中。窗外马路上的自行车铃铛声，树上的蝉鸣声，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断了。
正在低头记录的秦卫东，手里的那支英雄牌钢笔，猛地停在了纸上，留下一个浓重的墨点。
他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抬起头。
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先是闪过一丝剧烈的震惊，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随即，那震惊变成了难以置信，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最后，所有的情绪都凝固成一种复杂的东西，有激动，有酸楚，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他死死地盯着耿山那张布满风霜的脸，足足愣了五秒钟。
耿山被他这种眼神看得心里发毛，手里的搪瓷缸子都差点没拿稳。他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或者提到了什么不该提的人。
就在他局促不安的时候，秦卫东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因为动作太急，他身下的那把木头椅子被带得向后一划，两条后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啦”一声尖锐刺耳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没有理会那把差点倒掉的椅子，绕过宽大的办公桌，三两步就冲到了耿山的面前。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了耿山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他的手在微微颤抖，掌心滚烫。
耿山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想把手抽回来，却被握得更紧。
秦卫东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有些变调，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老人家！您...您是耿长生的父亲？雷震班长带的兵...我们可算等到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