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十年后，我那个破筒子楼的家里，油烟味和铁锈味混了几十年，早就分不清彼此。
她坐在小马扎上，一根一根地择着豆角。
我指着电视上一个一闪而过的挂件，半开玩笑地问她：“阿兰，你看这个，跟你那个破骨头片子是不是有点像？都三十年了，你倒是告诉我，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来头？”
她没抬头，手上择豆角的动作停了半秒，又继续了...
1978年的冬天，青海的牧场上，风刮得像后娘的巴掌，一耳光一耳光抽在脸上，生疼。
雪下了三天三夜，地窝子门口的雪都快把门堵死了。
我叫陈劲，从南边一个冒着热气的城市被扔到这儿，两年了，身上的热气早就被风吹干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冻得邦邦硬。
我们这些知青，就像撒在雪地里的一把黑豆，各自滚向各自的命。
我不爱扎堆，不爱跟着那帮人晚上围着煤油灯念诗，或者讨论一些远在天边的大事。
我只信我手里的活儿，信我修好一个收音机后，牧民老哥递过来的那块硬得像石头的风干肉。
那天场部的羊丢了几只，队长黑着脸，点名叫我跟另外两个人去找。那两个人磨磨蹭蹭，找了借口溜了。我没法溜，我欠着场部两袋青稞面。
我裹紧了羊皮袄，扛着把铁锹，腰里别了根捡来的木棍，另一只手提着个罩着铁皮的马灯，火苗在里面跳。
雪下的路根本不是路，一脚下去，雪沫子直接灌进毡靴里，凉气顺着脚脖子往上爬，钻心。
走了大概两三个钟头，天色彻底暗下来，四周是青灰色的雪，连绵到天边，看得人心里发慌。
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放弃，回去挨顿骂算了，耳朵里忽然钻进来几声不一样的动静。
不是风声。是狼嚎，又尖又细，带着一股子饿疯了的野性。
那声音不远，就在前面那个背风的山坳里。我心里一紧，抓紧了手里的铁锹。牧场上的人都知道，冬天的狼，比鬼还难缠。
狼嚎声里，夹杂着一种更微弱的，像小猫似的呜咽。是人。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哪根筋搭错了，是想救人还是纯粹的好奇，我猫着腰，踩着雪，一点点往山坳那边挪。
到了山口，我趴在雪坎上往下看。
下面，四五只瘦骨嶙峋的草原狼，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里像鬼火，正围着一个蜷缩在雪里的人影。
那人影很小，一动不动，只有偶尔被狼逼急了，才发出一声短促的哀鸣。
我脑子一片空白。跑？现在跑，狼要是发现我，我这条命也得撂这儿。上？我手里就一把破铁锹一根破木棍。
狼群没耐心了，一只胆大的率先扑了上去。雪地里的人影尖叫了一声，那声音像刀子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我一咬牙，妈的，死就死吧。
我把马灯的罩子掀开，露出里面的火苗，然后把浸了煤油的布条缠在木棍顶端，凑上去点着。火“呼”地一下窜了起来。
我举着简易的火把，嘴里发出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嘶吼，连滚带爬地从雪坎上冲了下去。
狼群被突然出现的光和声音惊得后退了几步。
我没给它们反应的机会，轮着手里的铁锹一通乱砸，也不管砸没砸到，就图个声势。火光映着我的脸，我猜一定比狼还狰狞。
一只狼回头想咬我，我把火把往前一递，烧焦皮毛的臭味传来，那狼嗷地一声夹着尾巴跑了。
头狼见势不妙，低嚎了几声，剩下的几只也跟着钻进了黑暗里。
四周又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声和我粗重的喘气声。
我这才敢去看雪地里的人。
是个女的，看着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破烂的藏袍，头发乱得像鸟窝。
她已经昏过去了，脸上、手上都是血口子，但看着还好，没被咬到要害。
我探了探她的鼻息，还有气。我把她从雪里拖出来，背在身上。她的身子轻得像一片纸，隔着厚厚的衣服，都能感觉到骨头。
我把她背回我的地窝子。那地方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个洞。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顶上糊着草泥。里面一股子羊油味和我的汗臭味。
我把她放在铺着烂羊皮的土炕上，借着煤油灯的光看她的伤。
都是皮外伤，被爪子抓的。我找出场部卫生所发的紫药水，拿棉球蘸着，一点点给她涂。她疼得直哆嗦，但没醒。
第二天早上，她醒了。睁开眼，一双眼睛黑得像两口深井，里面全是惊恐。她看到我，像只受惊的兔子，猛地缩到墙角，抱着膝盖，浑身发抖。
“别怕，是我救了你。”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点。
她不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我把一碗热乎的青稞糊糊递过去，她看了一眼，把头埋得更深了。
我没法子，只好把碗放在炕边，自己出去了。场部的领导老周知道我带回来个来路不明的“哑巴”，把我叫过去训了一顿。
“陈劲，你本事大了啊？人都养不活，还捡回来一个？她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你问清楚了没？”
“她不说话。”我老实回答。
“不说话？我看就是个麻烦！”老周吐了口唾沫，“等雪停了路通了，赶紧把她送到县里收容所去，我们牧场可不养闲人。”
我点点头，没吭声。
回到地窝子，那碗糊糊动过了，少了一半。她还是缩在角落里，但好像没那么紧张了。
接下来的日子，大雪一直没停。我就这么跟一个哑巴姑娘住在一个洞里。我干我的活，她待她的角落。
我发现她脖子上挂着个东西，用一根黑色的绳子串着，是个骨头片子，上面刻着些我看不懂的弯弯绕绕的花纹，已经被摩挲得很光滑了。
我给她起了个名，叫阿兰。就是路边那种最常见的兰草，好养活。
我出去干活，回来的时候，地窝子里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破了洞的棉袄，袖口被她用针线细细地缝好了，针脚密得像机器轧出来的。我放在桌上的零件，她也分门别类地摆得整整齐齐。
她从不主动跟我交流，但她会用行动表达。
我给她一块肉干，她会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好。我分给她半个窝头，她会把我的毡靴烤得干干的。
我们俩就像两只在冬天里相互取暖的刺猬，谁也不说话，但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场部里的人都拿我们当笑话看，说陈劲养了个哑巴媳妇。我不在乎，反正他们说的笑话多了，不差这一个。
时间一晃，到了1982年。牧场上的雪化了又积，积了又化。我也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快三十的男人。脸上添了风霜，心里长了老茧。
那年春天，知青返城的风刮到了我们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知青点一下子就炸了锅，所有人都疯了一样找关系，递申请。我也动了心思。我不想一辈子把骨头埋在这片白茫茫的土地上。
我的申请批下来了。拿到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时，我手都在抖。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揣着那张纸，回到地窝子。阿兰正在缝一块羊皮。这几年，她长高了些，脸上有了点肉，但还是那么瘦，那么沉默。她抬眼看了看我，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平静。
我把那张纸在她面前晃了晃，说：“阿兰，我能回去了。”
她的手停住了，拿着针，就那么停在半空中。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缝她的羊皮。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破衣服，几本书。我把攒下的钱和票拿出来数了又数。我忙着跟场部的人告别，喝酒，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
我故意不去看阿兰。我知道，我一走，她就没了依靠。老周他们不可能一直留着她。送回收容所，听说是人吃人的地方。我不敢想。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到地窝子，一头栽在炕上。半夜，我被渴醒了，睁开眼，看见阿兰就坐在炕边，借着窗外惨白的月光，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
我心里那点酒劲全醒了。我坐起来，看着她。我们俩就这么在黑暗里对视着，谁也不说话。
我哑着嗓子说，“跟我走吧。”
她没反应。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我像是对自己说，“我回去了，也不能不管你。”
第二天，我揣着我所有的积蓄，去找了场部管户籍的老刘。我塞给他一个信封，又拿出了半瓶从一个回城知青那儿换来的好酒。
我跟他说，阿兰是我老家失散多年的远房表妹，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不会说话。我编得有鼻子有眼，把自己都快说信了。
老刘掂了掂信封，又看了看酒，咂咂嘴，没说什么。他从一堆发黄的表格里抽出一张，让我填。
几天后，我带着阿兰，登上了开往内地的绿皮火车。我给她办的身份，是我的“妹妹”，陈兰。
火车开动的时候，阿兰扒着窗户，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雪山和草原。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是她第一次，在眼神里流露出除了恐惧和依赖之外的东西。那东西很复杂，我看不懂。
我没回我南方的老家。父母在那几年里先后走了，我回去也是孤身一人，还要被人指指点点。
我带着阿兰，在一个陌生的北方三线工业小城停了下来。这里到处是烟囱，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煤灰味。
我托了点关系，进了家半死不活的机械厂当工人。我们分到了一间筒子楼里的单间，十几平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墙壁薄得像纸，隔壁两口子吵架，一字不落全能听见。
生活就像厂里那台老掉牙的车床，日复一日地转动，发出单调的噪音。我每天上班，下班，倒班，身上永远是洗不干净的机油味。阿兰就在那个小小的家里，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
她学会了用纸和笔跟我交流。一开始是画画，后来是写歪歪扭扭的字。她的字很奇怪，像小孩子写的，但笔画又透着一股子我说不出的劲儿。
邻居们都知道我有个“哑巴妹妹”。大家对她都挺好，这个送一把青菜，那个给一个苹果。
阿兰不爱出门，但谁对她好，她都记着。她会做好一些针线活，或者纳一双鞋垫，让我给人家送去。她纳的鞋垫，又软和又结实，楼里的阿姨大妈们抢着要。
厂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第一次，我去了，姑娘挺好，是厂办的文员，白白净净的。我们俩在公园里走了走，她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还有个妹妹要照顾。她哦了一声，就没下文了。
后来又有两次，我都用同样的借口推了。渐渐地，也没人再给我张罗了。工友们喝酒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陈劲，你这辈子就算套在你那妹妹身上了。”
我喝口酒，不说话。套上就套上吧，反正这条命是撿来的，再多拴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时候我下夜班回来，她还没睡，给我留着一碗热汤。我呼噜呼噜地喝着，她就坐在对面，安静地看着我。那种时候，我觉得这日子也没那么难熬。这个没有血缘的“妹妹”，比血亲还亲。
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一个精壮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一身毛病的老头子。
我的手因为常年操作机器，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阿兰也老了，眼角添了皱纹，但那双眼睛，还是像三十年前一样，黑得深不见底。
她那个骨头挂坠，她一直珍藏着。
我年轻时也好奇过，问她这是什么。她只是摇头，然后把挂坠收进一个小木盒里，锁起来。后来我也不问了，谁还没点不想说的事呢。
偶尔，尤其是在冬天，她会坐在窗边发呆，一看就是一下午。有时候她会拿一截木炭，在废报纸上画画。
画的还是那些东西，雪山，帐篷，奔跑的羚羊。但有几次，我瞥见她画了一些很奇怪的符号，就像她那个挂坠上的花纹。
她画得很快，画完看一眼，就立刻把纸团起来，扔进蜂窝煤炉子里。火苗“呼”地一舔，那些秘密就成了灰。
我只当是她排解情绪的方式，就像我喜欢喝两口闷酒一样。我们俩，一个用酒精麻痹自己，一个用沉默和涂鸦封存过去。
2008年，我退休了。日子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每天除了买菜做饭，就是和阿兰一起看电视。她的世界很小，除了我，就是这个小小的家和电视机里的方寸天地。
那天晚上，我靠在沙发上打盹，电视里正放一个纪录片，叫什么《遗失的瑰宝》，讲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持人字正腔圆，声音催眠一样。
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什么藏传佛教，什么工匠世家。我对此毫无兴趣。
“……尤其是在藏区失传已久的‘朗杰’家族，他们制作的‘噶乌’，也就是护身宝盒，堪称神迹。每一件作品都不仅仅是饰品，更是融合了信仰与传承的圣物。可惜的是，据记载，‘朗杰’家族在几十年前的一场劫难中銷声匿迹，其技艺也随之失传……”
我眼皮都没抬。这些东西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朗杰’工艺的精湛，我们特地从国家博物馆借调了这件目前仅存的、确认属于‘朗杰’家族的信物残片……”
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特写。一件陈列在丝绒布上的物件，灯光打得透亮。
那是一块骨质的牌子，上面有繁复的雕刻，虽然已经残缺了一角，但核心的那个图案，一个融合了雪山和雄鹰的徽记，依然清晰可见。
我浑身的瞌睡虫瞬间跑得一干二净。我猛地从沙发上坐直了，死死盯着电视屏幕。
不可能。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个图案，那个材质，那种雕刻的风格……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冲进里屋。阿兰正给我整理床铺，被我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我。
我没理她，径直走到那个老旧的床头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杂物里翻出那个她珍藏了几十年的小木盒。锁早就坏了，我颤抖着手打开盒盖。
里面，静静地躺着那个骨质挂坠。
我把它拿出来，挂坠在我手心里有点凉。我冲回客厅，阿兰也跟了出来，站在我身后。
我把挂坠放在她温热的手心里，然后抬起另一只手，指着电视里正在重播的那个画面。
“阿兰，你看……”
阿兰的目光顺着我的手指，从她手心的挂坠，移到电视屏幕上。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身边的空气都凝固了。
她的身体开始颤抖，那种抖动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
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像被雪埋了三天三夜。她那双一直平静如古井的眼睛里，风暴骤起。
她死死攥住手里的挂坠，指节发白，仿佛要把它捏进肉里。她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又像一头濒死的野兽。
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三十年了，她一直像一棵沉默的植物，安静地生长。我慌了，伸手去拿遥控器，想把电视关掉。
“啪！”
她猛地一把推开我，力气大得惊人。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她冲到我们吃饭用的那张破桌子前，一把抓起桌上我用来记账的铅笔和一本撕了一半的日历。她趴在桌上，像疯了一样，开始在日历纸的背面疯狂地涂画。
她画得又快又狠，铅笔芯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刺耳。那不再是她平时画的雪山和羚羊。
我看到了一片火海，熊熊燃烧的帐篷。我看到了几个模糊的黑影，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我还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只手，一只倒在血泊中的手，手腕上，戴着一个和阿兰一模一样的挂墜。
整个画面充满了血腥、暴戾和无法言说的绝望。
她画完最后一笔，手里的铅笔“啪”的一声被她生生折断。
她猛地抬起头。
那是一双我完全陌生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里面燃烧着积攒了三十年的火焰，是恐惧，是悲伤，是滔天的仇恨。她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用目光把我的灵魂剜出来。
她张开嘴，干裂的嘴唇哆嗦着，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被岁月和创伤封死的喉咙深处，挤出了一个沙哑、扭曲、却又无比清晰的字。
“……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