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学人笔谈研究的内涵与价值

作者： 葛继勇、林敏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1877年黄遵宪与日本人宫岛诚一郎笔谈时赋诗：“舌难传言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提到“以笔代舌”高效畅通的交际方式——笔谈。从“不作佉卢蟹行字”来看，笔谈使用的文字非“横行”的西方文字，而是“直下”的东亚地域特有的跨语言沟通文字——汉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表明格调风格相同，心意传达毫无障碍，其乐无穷。

根据现阶段预估，参与近代东亚笔谈的学人近千人，国别涉及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甚至还吸引西方人士参加，存世笔谈资料逾五千件，资料总体字数近千万，仅《大河内文书》就高达100余万字，内容涵盖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诸领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学人笔谈”的定义：“学人”一词常见于国学古籍、近代著述，《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求学的人或做学问的人”“学者，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释为“求学的人”，《现代汉语辞典》释为“学者”，侧重点不同。本文所谓的“学人”，则聚焦于近代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担当者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程度的文化知识和汉学修养，并以创造、积累、运用、传播文化知识为己任，笔谈内容虽兼涉时政、杂事等，但主体多为诗文唱酬、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张伯伟提出“文人笔谈”的称呼，金京爱等认为许多参与笔谈的“文人”同时是“士人”或“士大夫”，改用“文士笔谈”名之。而事实上，伴随近代化发展、知识人士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尤其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废止、日本明治维新的实施，“学人”阶级分层化、身份多元化。“学而优则仕”，学问较高者往往做官，甚至担任外交使节、纵横于国际外交舞台，如黄遵宪等人。一些学识渊博却无法向传统仕途发展的知识分子通过出版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记者等身份成为社会精英。因此，我们采用“学人笔谈”的称谓。

“学人笔谈”内涵：从现存的笔谈文献来看，原题冠以“笔谈”者最多，其次是“笔语”，此外还有“笔话”“谈草”以及“唱酬”“唱和”“赠答”“问答”“问情”“对话”“记事”等。狭义而言，仅限于“笔谈”“笔语”“笔话”“谈草”；广义而言，则包含以上各类。笔谈中文学价值最高的，非酬唱诗歌莫属，数量近万首。东亚诸国学人善于用诗歌表达感情，于是出现把笔谈中的诗歌别出结集的“唱和集”。笔谈过程并非干坐清谈，包括交换纸张、出示实物、吟诗作画、修改错字、批改作品等情节。如笔墨叙事为枝干，其余则为叶蔓，现场诸般要素浑然合为一体，才能揭示笔谈的全貌。故当事方或后人整理笔谈文献时，多把笔谈过程中涉及的名刺、信牌、呈文、请文、谢表、书信、草图、序跋、题赞、批注之类收录其中。这些是构成笔谈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也列为研究对象。我们即以此为准则，凡东亚各国人士相聚时的“笔话墨谈”，以及构成笔谈有机部分的诗歌、尺牍、序跋、题赞、绘图等，均纳入视野。

“学人笔谈”的西方因素：东亚各国“近代”的时间划分并不一致，按照较为宽泛的标准来看，中国为1840-1949年，朝鲜半岛为1866-1945年，越南为1858-1945年，日本为1853-1945年，都是以西方列强入侵为肇始。因此，西方人士也会参与笔谈交流。比如，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迫使琉球、日本开国，汉学家卫三畏、清人罗森通过笔谈与琉球、日本官民沟通。稍前至朝鲜洪州的英国人虽带有福建翻译，但此人不识文字又语言不通，最后由英国人以笔谈沟通。西方学人用汉语笔谈交流，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深远。此外，笔谈发生地不仅局限于东亚诸国，东亚学人出使或留学欧美邂逅时，也进行笔谈交流，笔谈对象不限于东亚学人，还包括西方传教士；共同话题不仅围绕东方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制度风俗等，还兼涉西方的医学、制度风俗，可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关涉西学”是近代东亚笔谈文献有别于前近代的显著特征。

“学人笔谈”的研究价值：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宗藩体系逐渐崩塌。但是越朝琉使节在北京邂逅，中日朝学人在东京会聚，依然通过笔谈疏通感情、酬唱诗歌、交流信息，呈现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鲜活样态。近代东亚学人笔谈文献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近代东亚外交话语，重视汉文笔谈的跨语言交际功用：1871年9月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第六条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表明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近代东亚学人笔谈文献是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下跨区域、跨语言交际的历史记录。笔谈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搭建起“民心相通”的平台。

2.聚焦特殊文献体裁，构建新型文献学学科分支“笔谈文献学”：近代学人笔谈文献虽也讲究汉语修辞，遵循中文语法，但文体介乎口头语与书面语、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方言俚语、域外汉字、外来词语频出，甚至以插图的形式表达口谈时的手势表情。迄今为止，学界多将笔谈文献作为一种佐证、语料、手段，而未视为研究对象之本体。我们倡导构建新型文献学学科分支“笔谈文献学”，打造体系完备的学科平台。

3.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构建“东亚文化外交话语”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纵观千余年笔谈史可以发现，笔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具备独特的形式与内涵。这种呈现近代东亚人文交流的时代特性与深层影响的近代东亚学人笔谈文献，无法以现有的西方理论加以解析，只能自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将努力构建“近代东亚文化外交话语”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发展。